联合国亚太经社可持续商业网络副主席 大卫·莫里斯。图/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中澳关系处于困难局面。双方此前合作良好,但近年澳方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导致中澳关系紧张。
联合国亚太经社可持续商业网络副主席大卫·莫里斯对新京智库表示,修复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预计将采取一种更加复杂的平衡方式。
联合国亚太经社可持续商业网络是联合国亚太地区的商业咨询组织,倡导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莫里斯是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多个国际多边组织的外交和高级政治顾问,在亚太和欧洲有30年的外交商务经验。
目前,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科维努斯大学(CorvinusUniversity of Budapest)从事有关全球相互依赖的新政治风险的博士研究,并担任伊拉斯谟 让·莫内研究网络(Erasmus Jean Monnet researchNetwork)欧亚关系的研究员。同时,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世界绿色组织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拥有亨利商学院(Henley Business School)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悉尼大学(Universityof Sydney)的荣誉学士学位。
未来中澳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会有哪些变化?就此,新京智库专访了莫里斯。
修复中澳之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需一些时间
新京智库:中国读者和澳大利亚商人可能都非常关心未来中澳贸易的发展前景。20世纪70年代,英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关系下降,东北亚经济体长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澳经贸合作发展迅速。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替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由于中澳关系紧张,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大幅下降,例如葡萄酒、煤炭。澳大利亚如何看待未来中澳经贸关系?
莫里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近几十年来,中国也在其中。澳大利亚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矿产、能源、食品、饮料以及教育和旅游等服务。因此,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商界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也不利于维护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我将敦促各方进行对话,理解彼此的观点,即使这必然包括同意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需要同时寻找解决经济争端的方案。
新京智库:正如我们都看到的,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一起,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与以前的澳大利亚政府不太一样的政策,变得更加具有对抗性。中国读者也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士都赞成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你认为2022年这一形势会做出何种改变?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图/新华社
莫里斯:2022年,澳大利亚将举行全国大选,结果很难预测。近年来,澳大利亚的重心已经转向国内,因为出现了一系列政府无法充分应对的新挑战,如气候变化等;此外,澳政府也没有就转向新的、可持续的经济作出重大调整。
尽管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需要在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以及和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但在特朗普时代以及此后,澳大利亚又回到了老路上,把自己定位为美国战略孤注一掷的追随者,包括与中国采取战略对抗。在下届选举后,澳政府的更迭为现实主义的重置提供了理论上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做法预计将采取一种更加复杂的平衡方式。
澳大利亚采取的任何新举措,肯定会保留对美国联盟的坚定承诺,但也可能会对亚太地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进行更具战略意义的投资。修复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人文联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将取决于双方建立信任的行动以及减少对抗性的言论和行动。
CPTPP应该欢迎中国加入
新京智库: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三方的合作协议,其中涉及核潜艇的部署。你认为这一协议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会产生何种影响?
莫里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安全问题上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美英与澳大利亚共享核能推进技术的协议并不令人惊讶。这一宣布的性质比协议本身更令人吃惊,其目的似乎是向中国传递三个合作伙伴的决心,并进一步显示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传统忠诚。但在该区域之外的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对这一协议的反应,却让其显得笨拙。
长期来看,澳大利亚是否会将如此庞大的国防预算投入其现有能力之外的技术上,仍不清楚。下届澳政府可能会对安全战略进行全面审查,该审查将建议在澳大利亚主权能力范围内、更广泛地投资于加强区域防御的领域,并与更广泛的区域参与者合作,而不是过分依赖遥远的伙伴进行狭隘的合作。因此,不确定AUKUS(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签订的三边安保联盟协定——编者注)是否会破坏稳定,进一步切断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和太平洋邻国的联系,或者其是否会被重新定位在一个更全面和合作的未来安全战略,包括地区稳定倡议之中。
新京智库:2022年1月起,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正式生效,而美国没有参与这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拜登政府正在提出一项新的针对印太地区的经贸协议,你如何看待美国政府这一倡议的发展前景?
莫里斯:东亚的增长故事体现了自由贸易和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价值,包括对外国投资开放。东北亚巨大经济体提供了发展模式,而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提供了该地区寻求建立和平与相互依存的模式。
尽管亚太地区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治理体系,但人们强烈支持制定规范、规则和制度,以促进经济合作。在这方面,美国退出该地区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的发展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东亚对开放地区主义的承诺,如果美国改变主意,它很可能会被欢迎加入RCEP或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事实上,中国作为RCEP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应该受到欢迎加入CPTPP,前提是中国符合CPTPP的标准,并且能够解决与澳大利亚等重要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
资料图。图/IC photo
新京智库:在美国调整其全球化战略时,中国政府坚定地拥护全球化,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开放国内市场。今后5年中国将从东盟进口约1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加上此前宣布的从中东欧进口1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从农产品贸易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全球贸易发展趋势?
莫里斯:近年来,在民族主义抬头的推动下,世界贸易体系受到了主要大国的破坏,尤其是美国对全球化失去信心,并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同时阻止对负责裁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的上诉机构关键人员的任命。全球贸易也遭受了其他破坏,如新冠疫情,但总体来说,全球供应链状况良好。
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巨大,需要建设新的产业能力和供应链,以推动发展和未来产业。东北亚的主要经济体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最近一些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了一整套方法解决各国新发展需求。“一带一路”的长远措施,将是确保其项目在支持发展、提高当地社区技能和能力以及确保新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可持续方面获得成功。
中欧关系有更大的空间
新京智库:你对欧洲事务也比较了解。2022年法国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的表态中对中国持有比较积极的看法。你觉得2022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还面临哪些挑战?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图/unsplash
莫里斯:欧盟正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地缘政治角色,未来一段时间将考验其是否能够与中国发展一种独特的、多方面的关系,或者是否能加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地缘政治竞争。在欧盟内部,两种方法都有不同的声音。法国将发挥领导作用,德国也将在新政府领导下发挥领导作用,两国都可能寻求一条务实的前进道路,既支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同时又促进传统的欧洲价值观和构建欧盟身份。
解决欧洲和中国之间许多经济争端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在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内部遭遇强烈反对。欧洲目前正在制定一系列其他举措,以确保经济相互依存中的互惠、规则和规范。其中,针对前特朗普政府的鲁莽行为而开发的“反经济胁迫工具”(Anti-Economic Instrument)等,目前正在被用于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在每个领域,欧中关系都有更大的空间,可以通过公平对待建立信心,发展务实的风险管理,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从合作中寻求重大机遇。
事实上,在新的多极秩序中,欧盟可能会演变成与其传统伙伴美国截然不同的角色,后者很可能会抵制新的多极体系。欧盟新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倡议,即“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被描述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性回应,但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独特的、互补的欧洲平台,用于推动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现数字和绿色转型,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和高度发达的规范、规则和标准的扩散。
国际体系面临严重风险
新京智库: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并不重视联合国的普遍原则,如尊重主权原则。让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特朗普政府也曾多次宣扬,发达国家要找回主权,英国退出欧盟也是一种主权回归。美国下一步的发展会怎样?也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post liberal order”的时代,据你了解,美国对2022年国际秩序的发展怎么看?
莫里斯:2022年,国际体系面临严重风险。几十年来,各国领导人努力建立复杂的相互依赖体系,以管理危机,建立国际合作准则,但现在,信任下降,规范正逐步被侵蚀。美国将抵制对其近几十年来享有的单极实力的任何挑战。美国没有加强对国际机构的投资,这是其在冷战结束后几十年来失去的一个巨大机会。明智的头脑需要占上风,而不是选择地缘政治对抗或任何对全球体系的进一步破坏。
世界贸易组织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新冠疫情表明,在危机时期国际合作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在《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进展缓慢。至关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全球必须过渡到一个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以实现新技术提供的宝贵机会,特别是确保这些新技术的设计和部署以人的需求和环境为核心目标。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气候危机的主要经济体是否能够带领人们走出危机。
文 | 钟腾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张笑缘
校对 |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