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94年世界杯(白岩松: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就是信仰)

9494年世界杯(白岩松: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就是信仰)


9494年世界杯(白岩松: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就是信仰)

人一辈子要进很多的行当,唯有一个行当改不了,那就是做人。

2008年汶川地震,我一直在直播灾区实况。或许大家还有印象,我在5月14日,也就是震后第三天直播的时候,念了一首诗,叫《生死不离》。念完以后我说,应该把它谱上曲唱出来。当人们沉浸在一种集体的巨大的悲伤之中,旋律是很重要的。

这跟个体的悲伤不太一样。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听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就去寻找安魂曲。安魂曲是一种音乐类型,威尔第的,弗雷的⋯⋯我听了很多很多。最后一直伴随我到大地震报道结束的,是克伦贝勒的《德意志安魂曲》,莫名其妙就觉得它对。

你说我能“听懂”吗?很难。因为《德意志安魂曲》本身是略带错误的翻译,其实不能被理解成是德国的安魂曲,只是用德文写的安魂曲。这首曲子具备跟所有的安魂曲非常一致的元素,也有它独特的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再次强调音乐无所谓“懂”与“不懂”,触动你的,抚慰你的,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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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可不止一个版本,我都在听,听到最后,就是克伦贝勒。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指挥家有两个,一个是卡洛斯·克莱伯,对他不是一般地喜欢,而是狂热地喜欢。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一幅克莱伯的素描肖像。克莱伯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家,简直是血脉相连。另一个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并且在逐年增加热度的克伦贝勒。

其实他们俩差别很大,但是在我个人心里,觉得他们俩很相似,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卡洛斯·克莱伯用一种舞蹈化的、激情化的、酒神的、迷幻的方式—我觉得用迷幻更准确—把古典音乐演绎得让你欲罢不能。而克伦贝勒是用外表严肃、内在却绝对富有张力的方式,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刻板的浪漫”打动你—外表刻板,但是骨子里浪漫;外表严肃,骨子里热情。所以我觉得他跟克莱伯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一个走左道,一个走右道,但是大方向是一样的,给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克伦贝勒把《德意志安魂曲》中蕴藏最深的悲悯,用最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在整个大地震期间,没有它我会很难过。我把这张唱片送给了很多人,不解释,只是递到他们手里。后来他们会跟我说,真好听。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好听”不仅是我们原本理解的那层含义,还是一种对心灵的抚慰。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有的时候音乐也会扮演某种信仰。

9494年世界杯(白岩松: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就是信仰)

人一辈子要进很多的行当,唯有一个行当改不了,那就是做人。“人”这一撇一捺最难写,怎么把它给写大了,是终生的学问。

有人问我,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追求在我年老的时候,成为我想象中的特别可爱的老头,比如像启功、丁聪、黄永玉老爷子,或者像克莱伯。这样的人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潇洒到了极限,要么就不出手,出手就是至高无上的精品。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只要他想出山,就得给他五十斗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关于做人,音乐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呢?”卡萨尔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再坚持练习,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你看,基础还是在于做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音乐会形成一种约束,当你时常在音乐中感受到美好,想去做恶事挺难的—可能希特勒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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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

比如从指挥家的角度来说,最吸引我是克莱伯、克伦贝勒,包括其他一些指挥家的局部;但是音乐家里真正让我最欲罢不能的,是两个看似最简单的人:一个巴赫,一个莫扎特。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原来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现在是巴赫的钢琴《平均律》。莫名其妙,简单到了极点,但是越往里走越觉得是个迷宫,莫扎特的那种干净就像个孩子一样。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去奥地利萨尔茨堡采访,专门制作了一个莫扎特的专题,那天的感受就像朝圣。

归根到底,什么叫“伟大的人”?回归最简单最质朴最人本的境界,当你是个“人”的时候,你就大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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