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凯利斯定律(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的思维转变)

时下有种说法：中医是经验医学。

言下之意就是贬低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个人认为，宣扬“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的人非奸即蠢！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医理论确立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医不会因为你不了解或假装不了解，甚至故意诋毁而失去它的光彩。话说中医学之伟大，大到“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医学的方向是中医的现代化，而不存在什么其他途径。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学森）。说中医没有理论的是何居心？！奸人你真的比科学家更懂中医？

退一步，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把从经验衍生出的医学都称作是经验医学，那么，不仅中医是经验医学，西医自然也不例外。同理，所有的科学也都是经验学－－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认识论，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而相比之下，中医的经验之丰富远远在西医之上，但不能就此来强调中医的经验性，而借此忽略和打压中医与现代医学（科学）不同的理论。

学中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最初的那个阶段，我读《黄帝内经》和《易经》等著作，觉得这些书讲得很有道理，颇有“天下之医理，至此尽矣！”之感慨，觉得中医很美，自己还去写了些解读《黄帝内经》和《易经》的文字。后来觉得这类文字不严谨，贻笑大方，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惭愧，就把这些文字都删了。

到了自己动手治病后，渐渐的更喜欢《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外台秘要》《千金方》这类实用性的临床著作，因为真正要解决患者的问题，还是要靠这些书中提到的具体的治疗方法。

治病多了之后，发现这两类书还不够实用，最实用的是医案。古人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医案是其他医生临证的经验，读医案可以弥补自己临床经验的不足。大多数医案不是照本宣科的按照经典著作来治病的，有些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在治疗某个或某类疾病时，有独到的经验，他们治疗同类疾病所用的方剂差不多，我拿来使用时，也颇有疗效。

比如孙秉严老大夫治疗癌症的医案，朱永先老大夫治疗皮肤病的医案，王维德治疗痈疽的医案。他们治疗某类疾病，处方基本不变，疗效重复性很好，颇有精准医疗的味道。实际上这些医生的医案，非常符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思想。如果这些医生受过循证医学的培训，学过临床流行病学，完全可以设计出科学的临床对照试验，积累下令人信服的数据，降低医疗的不确定性。

很多中医师一听循证医学这种现代医学的概念，就头痛和反感，他们强调中医与现代医学的不同之处。实际上，循证医学只是一种提高临床疗效的思想和理念，循证医学的思想灵魂是：“基于问题的研究，遵循证据的决策，关注实践的后果，后效评价，止于至善”，它不但可用于现代医学，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只是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可以不必太在乎临床疗效的评价，但是一个临床中医师就不得不在乎临床疗效的评价。

仅仅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理论后高谈阔论，不给人治病的人，大多停留在学中医的初级阶段。在这种初级阶段，《黄帝内经》和《易经》中的一些思想是有用的，它的用处不是在临床疗效上，而是在疾病预防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一些较好的古代预防医学读物。

但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文人有一个通病：好大言而轻实证。古代文人的著作中充斥着这种风气，举例来说，我们古人常常说“内圣外王”，认为个人的修养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以王道治国，必定长盛不衰。我们翻阅中国的历史，就能看到这种想当然的理想是多么的荒唐。达到“内圣”境界的人，从来都没当过王，而是被后世的“王”利用来当作统治和蒙骗百姓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孔子；从古至今统治阶层达到“内圣”境界的，也是没有的，他们统治国家，靠的还是武力，朱元璋和刘邦，甚至只能算流氓。

这种“好大言而轻实证”的风气也影响了中医，按照《黄帝内经》和《易经》去推理演绎，天下几乎没有什么病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中医爱好者一直有一种幻觉，他们觉得一个中医师学究天人了，就出神入化，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中医爱好者，他们并不认为疾病难治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觉得中医没落了，是现在的中医师水平太差，达不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如果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这些人中有很多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他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也必须指出，这种想法很无知。只要去翻阅历史书籍，便不难发现，他们所推崇的某个神医，实际上也达不到他们想要的这种境界。药王孙思邈被民间奉为神，但是他老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坦承许多患者死在自己手中，在某些特定的疾病上，病死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死于吾手者十之七八”）。

还有人认为一个好的中医师相当于一所全科医院，这种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在现代医学中，全科医生一般只能治疗常见的小毛病，同时为疑难杂症和重病患者做分诊工作。这是因为疾病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一个医生真的要学全很不容易，当了全科医生就很难在专科疾病上做深入研究，时间和精力不允许。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一个医生包治百病，无疑是对患者极不负责的行为。我母亲就被这样一个全科神医耽误了，如果没有他，我母亲的胃癌能够更早发现，治愈的成功率也会高许多。

我开始学中医的时候，也是想着今后什么病都治疗。但是从事了临床实践工作后，便意识到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都有限，应该专心致志的选择一个领域深入的研究下去。

我不想胡扯什么悟性高的人就能一通百通，可以学到通治百病的水平。我当年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各科全校第一，数理化能考满分，写作水平也是全校第一，总分能比全校第二名高出几十分，最好的一次高出全校第二名一百多分。我讲这些不是吹嘘我自己，而是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悟性的话，中国就没有多少人谈得上有悟性了。如果中医需要如此苛刻的条件才能学好，那说明这项技能不切实际，根本不值得推广。

我实事求是的说，我没有那种神奇的悟性，没有能力学到通治百病的水平，就是在一种专科疾病上，我的疗效也很有限。这些年我十分努力的学习，也只能是一点点的提高自己的医术，远远达不到手到病除的状态。我前些年到处寻访异人，但所遇见的异人大多是骗子和神棍。很多把自己的悟性吹得神乎其神的人，连文言文都读不太懂。

大多数严谨的中医师还是很诚实的，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一直在指正我的不足，有的老师为了我能更好的成长，经常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每接受一次这样的批评，我都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又往前进了一大步。

我如今深刻的体会到学医治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医生对患者，对社会必须诚恳，在工作中必须严谨和实事求是。倘不如此，我们就会误导患者，耽误患者的病情，罪过不轻。而医患纠纷之所以频发，亦与此有关。一个中医人要行稳致远，就不能走“好大言而轻实证”的路。

医学发展到今天，是一直在进步。人类之所以选择了循证医学作为当今的主流医学思想，是集合了许多人的经验和智慧。中医要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转变，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做下来，无论是对中医本身，还是对中医师这个群体，乃至对社会大众，都是有利无弊的。

也有许多人嘲笑中医，认为中医缺少临床对照研究，不科学，全靠蒙。这句话我不大认同，我现在最喜欢看的就是专科医生的医案——尤其是那种有完整病历，可以追访到真实的病人而非某些医生为了招揽生意而杜撰出来的医案，我看到很多专科医生一辈子的心血花在一个或有限的几个病种上，他们对自己的治疗方案精益求精，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临床研究是可以作为可信度很高的证据来用的。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那些全科中医师。全科中医师在诊疗常见疾病方面，确实有重要的意义。西医也有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这是医疗系统的分工不同。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是互补的，二者在医疗系统中都很重要。而且一个专科医生首先也要接受全面的医学教育，然后才能在专科方面开展研究，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以管窥豹，视野狭窄。

但我们也要看到，所谓的全科医生实际上所擅长的也只是有限的一些常见病，这些病大都有成熟的治疗方案。无限夸大中医的作用或夸大某个医生全面的能力，是不符合事实的。多数人学医，终究还是要逐渐走上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道路。越往专业化和精细化走，就越能体会到循证医学的好处。毕竟，更精准的医疗方案既是病人们的需求，也是医生们的期望。

中医常常被一些人攻击，其中经常使用的说法就是，中医只是经验医学，言外之意无非是两点：一是，西医不属于经验范畴；二是所谓的经验，也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之后的偶然所得，缺少预见性，解决不了新问题。

说这话的人，既不了解中医，也不了解西医。

须知，世间所有医学都需要经验。比如西医的医生，拿着一个X光片，分辨其中的阴影是肿瘤还是结节，这就需要经验；再如遇到一个疾病，可能出现什么并发症，如何预防，预后如何，都是需要经验的。如果医学不需要经验，那么，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就可以直接成为专家了。不但是医学，干什么工作不需要经验呢？

说中医只有经验解决不了新生问题就更是站不住脚了。

2003年的非典，西医束手无策，但是中医很好地解决了问题。要知道，那年非典的冠状病毒可是全新的。还有后来的甲流，病毒也是全新的，中医一样可以治疗。相反的，西医面对新生疾病的时候，常常以慢速反应让人失望不矣。一般来说，西医的一种新药物或疫苗，从研发到临床实验再到进入市场，需要一年的时间。对于很多病毒性疾病，一年时间病毒可能已经变异甚至变异了几代了。

至今，西医无法治疗艾滋病，原因就在于艾滋病的病毒变异太快，疫苗完全跟不上节奏。但是，中医早在多年之前其实就已经可以治疗艾滋病，苦于西医霸占了医学体系的话语权，它治不了的疾病就宣布无解，并认定谁要是敢说能治就是伪科学，由此造成中医疗法无法进入对艾滋病的治疗体系。

让西医体系难以理解的是，中医的大夫面对非典这样全新的疾病，根本不必兴师动众花费大量时间和物力去漫无方向地瞎找，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很快做出正确判断并直接开出方剂，可以做到药到病除。

在西医的体系里，每年为了研制新的药物和疫苗，都需要花费几百亿美元的经费，残害数以亿计的动物做根本没有意义的实验（因为西医自己也承认，动物和人的药物动力有巨大的差别，在动物身上得到的结论其实根本无助于人的使用）。要命的是，这般费尽心机研发的药物进入市场之后，副作用频发。对于副作用，西医一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很少关心消除药物的副作用问题。副作用实在太大了，就再花费时间、人力、物力并残害生命去寻找下一个仅仅是可能副作用小一些的新药。

对于中医来说，药物的禁忌和副作用是药物的一部分，医生是可以全然把握的，也知道如何配伍用药可以减少或消除副作用。在中医体系里，好的医生是可以完全控制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不良用药的结果。

近些年对中药副作用的报道，其实都严重剥离了中医的重要组成，即医生。中医从古以来就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但是同样知道，药物所宝贵之处，恰恰在于它的毒，也就是其偏性。没有偏性，药物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没有独立存在的所谓“好药”，只有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的药物。无论是“龙胆泻肝丸”还是一些含有麻黄类的中药，在医生指导下是完全安全的。西医正因为不敢涉足“毒”的领域，所以，既不知道如何驾驭“毒”，也不可能在难症绝症的治疗有所突破。

说到经验医学，不妨说说语言文字。中文和英文正好是中医和西医最好的象征。

中文难学，似乎是世人共同的认识。其实中文的特点是初学时难，越学越容易。英文则刚好相反。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熟练掌握3000个汉字，基本上可以够用一辈子了。但是对于英文使用者来说，要想做到用一辈子，大约需要掌握1万的单词量，而且，你还要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充电，学习新出现的单词。

早就有人说，如果《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生活在现代社会，他还是20多年与世隔离之后重返人类社会，那么他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报刊是读不懂的。

同样的问题如果在中文世界中则不会出现或是不会出现得如此严重。中国人学习汉字，掌握了一个基本量之后就可以把遇到的新问题新事物用业已学过的字词做新的组合，组合出来的新词谁都可以认识，并且十之八九明白新词的意思。

对于中文学习，在3000字这个门槛之前，基本上是经验的积累，之后，就是以简驭繁的经验的使用和发挥了。到了这个时候，中文学习就不是难题而是快乐了。

中医也一样。学习前人的经验当然是基本功，但是，学习前人的经验不等于后人的所能只有前人的范畴。当后人掌握了3000个汉字之后，就可以自己解决许许多多新的问题而不必在繁琐地重新探索了。

当中医学人熟练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诊断和病因病机并熟记一些经典方剂之后，自己就可以从容面对一切疾病信手拈来应对自如了。

西医则不同。就像学习字母文字一样，西医面对新问题仍然需要重新寻找方法。每一种新的疾病出现，每一次病毒的新型变异，西医都要大动干戈研究一番。

从这点上说，西医才属于所谓“经验医学”的范畴，因为它不能对新问题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及时给予有效的解决办法。西医对新疾病的了解和治疗永远是滞后的，中医则是即时的，从不落后。

上次我们分析了“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从学术上讲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把“标本”理解为“人的病”与“病的人”，那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西医治的是病，中医治的是人”。

病是人的病，人（生命）没了，也就无所谓病，更无谈治疗。所以传统中医治病，落脚点始终在人（生命），即所谓的“护固正气”－－帮助和扶持生命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所有西医的研究，都是仅仅关于“病”这个客体的客观研究。在治疗过程中，必须找到所谓的客观致病因素，然后予以祛除。而这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把人（生命）这个主体在疾病中的主动作用排除在外。也由于一心专注于客观致病因素，因此任何一个致病因素，都可以独立分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也就可以单独治疗。分科研究越细，越给人一种错觉：医学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些精细的专科研究与生命本质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呢？因此常常会有治病不管人的情况发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热退热；有菌杀菌等等局部对抗疗法也必然成为定势。美国的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承认现代医学只不过是一种对抗疗法。对抗的意思就是视致病因素为敌，你死我活，非消灭不可的那种，而结果往往不忍直视。癌症的放化疗就是一个极端体现：人死了，癌细胞还在。

在国人还在热衷（迷信）西医（分科治疗）的当下，米兰实验室科学总监德米凯利斯却这么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传统医学，或者说，我宁愿称之为东方医学，是在研究活人的基础上诞生的理论，西方医学则是在对死人的研究上诞生的理论“，“运动员是一名活人，你必须按照对待活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你需要帮助运动员调节好‘精、气、神’。良好的精神状态甚至有助于避免伤病”。“很多人对东方医学的认识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以为仅仅就是针灸、按摩或者草药。事实上东方医学给了西方医学界非常多的启发，尤其是应该如何把人体当作一个‘活’的整体去看待。”

事实上，世间还没有什么完美的理论体系，中西医也必是互有长短。在人类的健康面前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

在20世纪80年代，以David L. Sackett为代表的一批临床流行病专家倡导并提出了一门新兴的临床医学基础科学——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自基本概念提出后，循证医学近年来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可靠的评价体系，成为临床医生进行临床科学研究、指导临床医学实践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学，对临床医学的科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循证医学的发展

循证医学概念的提出

1992年JAM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Evidence-based medicine：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的文章。该文章首次正式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指出对临床疗效的评价应更加重视与临床有关的终点指标，凭借直觉、经验和病理生理的推论并不一定可靠，临床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才是选择治疗方法更为可靠的证据。

循证医学概念的完善

循证医学概念的提出，对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强调医生经验积累的重要性，而循证医学则强调医生应具备检索、理解、应用科学研究报告的能力，从而在医学科学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能够持续从科学研究中直接学习新知识。

然而，在循证医学概念提出后的一段时间内，倡导者过分强调了科学研究的文献是医生临床实践产生的证据，而忽略了经验积累的重要性。这引起了传统的经验医学实践者——临床医生们的质疑：数千百年来的医学实践是否也同样是基于证据的实践？大多数科学研究是基于人群的研究，通过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和统计学分析得出平均的结果，这种平均结果是否可以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对象，即个体患者？

在众多质疑和挑战中，循证医学也逐步发展并完善。1996年，David L. Sackett教授将循证医学明确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现有的最佳研究依据，同时需要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并考虑患者的权益、价值和期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以制定出患者的治疗措施”。新定义的提出，标志着循证医学与传统经验医学已向着两者相辅相成的状态转变，明确了以往的医学实践同样是以证据为基础，同时也认可了临床经验是证据来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的定义也指出，科学研究的结果多来自对目标群体的观察，临床医生若要将结果规律应用于个体时，必须考虑患者的特殊性，在综合临床经验、患者意见、医疗条件三种因素后，才能做出最佳的临床决策。

循证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循证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系统评估（systematic review，SR）和临床指南（clinical guideline）。

（1）随机对照研究：

随机对照研究按随机对照的原则把研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然后分别接受相应的处理（治疗），在一致的条件及环境下，同步地进行研究和观察处理效应，按客观标准对结果进行评价，最后依据专业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结论。

随机对照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通过随机的方法，可以使已知的和未知的可能影响结论可靠性的因素在各组间的分布上大致相等，使得潜在的各种混杂偏倚因素干扰被降低至最低限度。随机对照研究的另一大特点是试验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对照组和研究组在同一时期内比较且研究条件、环境等均保持一致，这样可以增加试验的可比性并排除干扰因素。

（2）系统评估：

系统评估是指按照特定病种和疗法，全面收集所有相关、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并进行科学的定量合成（Meta分析）从而得出综合可靠的结论，即这种疗法究竟有效、无效或还需进一步研究。

系统评估具有科学性，可通过系统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单个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倚和随机误差。目前，系统评估最常用的方法是Meta分析（又称荟萃分析）。Meta分析是通过回顾性和观察性地对多个研究结果效应进行合并，从而变相增大样本含量，增大检验效能，在现有资料基础上产生新知识的综合，从而解决研究结果的矛盾、改善效应估计值，对某一问题的综合研究提供系统的、可接受的客观方法。

（3）临床指南：

临床指南是使用系统方法建立起来的对某一特定临床问题处理过程的描述，其作用是帮助医患双方正确选择诊断和治疗决策，以让患者能得到最适当的医疗照顾。

临床指南的制定有3种方法，即基于专家意见、基于一致性方法和基于证据方法。基于专家意见的临床指南是指根据这一领域的专家的意见及建议制定出可以规范临床行为的临床指南。基于一致性方法是指邀请代表不同意见的专家参加专题会议，讨论对某一临床问题的临床行为，最终取得一致性意见，得出对讨论问题进行医疗处理的推荐意见以供临床医生参照执行。基于证据的临床指南是指汇总众多相关的系统评估结论，形成对某一个特定疾病的临床诊治规范，用于指导阶段性的临床行为。

循证医学证据的可信度

临床研究的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础，但在实际研究中，临床医生们不可能也没必要阅读全部相关文献。那么如何更高效地获取最佳证据呢？可靠的证据分级评价法可以提高获取最佳证据的效率。目前，各种指南的证据质量及推荐强度分级各不相同，其中GRADE系统被全球广泛接受。

GRADE系统将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极低4级（表1）：

高：即使做进一步研究，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也不可能改变；

中：如果做进一步研究，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很可能受影响，且可能改变；

低：如果做进一步研究，该疗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极有可能受影响，且很可能改变；

极低：任何疗效评估结果都很不确定。

表1 证据质量分级含义

GRADE证据质量分级中，无严重缺陷的随机对照试验被界定为高质量证据，无突出优势或有严重缺陷的观察性研究属于低质量证据。（表2）

表2 GRADE证据质量分级方法概要

GRADE分级标准代表了当前对研究证据进行分级的最高水平。

循证医学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学的进步，通过将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缩小了临床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距离，能够帮助临床医生不断学习进步，掌握新的技能，最终促进临床医学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

除了上帝，其他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

——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

在按照传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治疗癌症十余年后，我对靠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疗癌症的有效率深感失望。这并不是说这样治疗癌症毫无疗效，而只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目睹到的学院派或民间中医师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的疗效都低得很，我很难再对它建立起信心来。

近年来我开始接触循证医学，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对循证医学的理念很容易接受，而不是像一些对传统文化过度痴迷的中医药研究者那样排斥这种新的医学理念。

循证医学的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尽量以客观研究结果为依据。医生开具处方，制定治疗方案或医疗指南，政府机构作出医疗卫生政策等，都应根据现有的、最好的研究结果来进行。流行病学家David Sackett教授将循证医学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的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

循证医学是建立在临床数据基础上的一场医学革命，它对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通过大量的数据推翻了许多陈旧的，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是正确，但实际上并非最佳的医疗方案。循证医学在造福患者的同时，也让医生的职业风险降低了许多。

所以严格来说，循证医学只是一种理念，一种临证思维方法。它不但可以被现代医学借鉴，同样也可以被古老的中医借鉴。中医师在治疗疾病时，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中医方剂和药物进行临床研究，收集临床数据，能够提高治病的疗效和用药的安全性。

我个人近年来一直在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来研究中医药抗癌，获益良多，治疗的成功率有了较大的提升。我一面大量的阅读文献，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学习中药（现在也渐渐的学习各种其他民族使用的天然药物）与方剂的功效和用法；一面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在这些基础上设计新的药物配伍方案，比较新的用药方案和旧的用药方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的高低。通过比较，就可以不断的产生更优化的用药方案。

举例来说，我前些日子发布了一些治疗肺癌的医案。我在治疗这些肺癌患者时，每隔半个月就会对部分患者的用药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通过他们反馈的信息来比较调整后的用药方案和调整前的用药方案哪个效果更好一点，副作用更小一点，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数据。

我是根据这些数据来改良自己的配方的。目前我探索出的这种过去我专门用来治疗肺癌的方案不但治疗部分肺癌患者有效，治疗部分胃癌、白血病、淋巴瘤、食道癌、乳腺癌、鼻咽癌患者也有一定的效果。比如，我近期用这一方案治疗四川的某鼻咽癌已转移的患者，用药六七天后，患者的肿瘤开始变软和缩小。治疗湖北的某白血病患者四五天后，患者的临床症状开始减轻。治疗某胃癌患者一个疗程，患者的体重上升，体力恢复。这些医案我有空时会陆续发布，这些患者的疗效表明同样的治疗方案用于不同的患者，可以有重复性的疗效，说明中医药抗癌具有科学性，经得起考验。

从古至今的每一张有效的中医处方都应该是在无数次的试验中，不断的摸索和修改而成的。如果我们深陷在教条主义之中，或停留在前人的成绩上不前行，中医就很难有进步。

孟徳尔做豌豆实验记录了几十万条数据，发现了遗传学定理。如果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数据也有这么丰富的话，没有来由找不出可以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所以中医药和循证医学并不冲突，中医人完全可以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

癌症非常难治，即便我现在的疗效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仍然不理想，还有很多患者我没有治疗出良好的疗效来。有时看着这些患者的病情进展，我的内心既惭愧又忧急。因为大多数患者到了我这里，实际上已经是最后一站了，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尽了各种中西医的方法均无效才找到我的，我的治疗无效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死亡。

我所承受的这种压力一直在逼迫我不断的探索新的可行的方案，与传统中医所重视的“医者意也”相比较，我更相信数据，数据是不会想当然也不会说谎的。所以我今后固然也会不断的阅读中医经典著作，提升自身的中医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中医药抗癌的研究。按照循证医学的思想，设计对照实验，寻求更优的用药方案，不断的提升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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