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世界杯期间，不仅外卖接单量蹭蹭上涨，酒吧的生意又火了。赛事直播技术不断更新、传播渠道也更丰富，但这并没有取代球迷原有的社交活动形式，世界杯电视转播作为一个核心因素依然激发了大量围绕赛事产生的线下社交。
那酒吧里看球的小团体都有哪些“规则”？为什么这种共享空间中的直接互动没有因为通讯技术的进步而被取代？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社会学和犯罪学系学者丹尼尔·巴芬顿（Daniel Buffington）在美国一家体育酒吧进行了近100个小时的民族志调查，观察了19场比赛，以了解公共空间中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行为，包括酒吧内不成文的“规则”、观众对赛事转播的反应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研究结果于去年在学术杂志《足球与社会》（Soccer ＆ Society）刊发。巴芬顿观察到有三种社交行为在不同粉丝团体及比赛场次中始终表现一致，即在酒吧内创造空间层次结构、注重穿着上的视觉标志以及通过互动创建粉丝共同体。
巴芬顿还指出，既往研究中对社会互动的过时理解没有考虑到新技术的作用方式——它们改变，而不是取代人们参与互动的形式以及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亲密关系。实际上，缺乏大型正式社团的社会不一定都极具个人主义症候，“小公众”——即小群体——可以成为以交叉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的微观结构基础。
应景的酒吧与年轻的球迷
巴芬顿进行调查的酒吧位于美国东南某市。据他描述，这家酒吧专门迎合足球球迷和橄榄球迷，室内装饰着大量赛事纪念品，如知名俱乐部球衣、由酒吧赞助的当地球队赢得的奖杯以及一些国家的国旗。
酒吧外部也体现了经营者的偏好。建筑顶部依次排列着32个参赛国的旗帜。招牌则挂到了繁华的大街上，甚至在比赛开始前一个月就声称此处为“世界杯总部”。
酒吧实际使用面积较大，室内和室外最多可同时容纳244位顾客。18台电视屏幕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并辅之以播放赛事解说的扬声系统，意味着酒吧中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接收实时的球赛转播。
尽管酒吧所处地区对足球的兴趣不大，但实际观众和球队粉丝仍不在少数，包括各种俱乐部和国家队的支持者。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很多，特别是周末或节假日期间，涉及巴西、英格兰、美国等流行球队的比赛和半决赛、决赛这类关键赛事。即便是一些小国球队，也总能获得一些观众的支持。
2006年世界杯期间，大约三分之二的观众为男性，超过一半的观众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从数据来看，这家足球酒吧中的观众与聚集观看美国流行体育比赛或是在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国家聚集看世界杯比赛的群体没有明显差异。
巴芬顿通过一个月的观察证实，无论在酒吧空间中观看赛事转播有多么重要，观众都不是在独自观看，在这种环境中与其他观众的互动构成了同样重要的活动。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种社交行为在不同粉丝团体及比赛场次中表现出了一致性。
时空序列：寻找酒吧中最好的座位
首先，球迷行为在酒吧内创造了一个空间层次结构，他们坐在哪里，如何安排自己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大多是结构化的。拥有一个好座位也向其他人展示了其作为粉丝的忠诚度，比如愿意为了观看比赛而重新安排个人时间并承担额外的支出（为了占座不断购买酒水）。从这个意义上讲，座位选择既是球迷奉献的象征性表现，也是对应的物质表现。
巴芬顿观察到粉丝选择座位有一系列非正式的“规则”。最理想的座位是能从正面直观比赛、不受任何阻碍的位置。这些区域能为观众提供充分的视觉和听觉信息，构成在场感官体验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座位通常在开球前2小时至15分钟被人占据。
第二档座位虽然也能看到显示器，但角度略微倾斜或有少许障碍物遮挡，会造成一些不便，比如需要瞪大眼睛、扭曲脖子或只能获取一部分视图或声音。如果观众人数过多，第三档座位会被创造出来，包括由窗台、花架、栏杆和地板组成的即席座位以及剩余空间中的站立位置。和二档座位一样，这些座位视野不佳，久坐会使人不适；站立位置有时也会堵塞通道、妨碍工作人员通行。
巴芬顿列举了一些例子以表明人们对第一层级座位的重视。比如，观看一场重要的半决赛，当一方试图调整电视屏幕的角度时，两张桌子的观众通常会大声交流，因为另一方的视角受到了影响。另一场热门比赛中场休息时，巴芬顿从厕所回来听到身后的白人男子开玩笑说：“我刚可以以50美元的价格卖掉你的座位！”
世界杯决赛日，巴芬顿在开球前两个小时到场，发现只有第三档的位置供选择，吧台后方已经站了好几排人，他看到一个高个儿男子一边将头靠向人群以避免手中饮料洒出，一边说：“这么多人，你怎么看？” 他的同伴回答：“我想到这里会很拥挤，但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高个儿点头表示自己提前两个半小时到场时已经客满，他继续道：“我猜你必须在11：00（注：提前三小时）到才算是一名合格的粉丝！”
视觉标志：像专业粉丝一样穿衣打扮
体现球迷身份最公开的方式是使用视觉标志，以突显国旗或国家队队服上的颜色，包括穿戴围巾和帽子，手持、身披或者在脸上涂画旗帜等。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标志还是国家队颜色的服装，如印有球员姓名和号码的球衣复制品。根据不同的比赛场次和参赛队伍，巴芬顿观察的酒吧里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观众会以上述方式穿着，因此他们总能引人注目。
巴芬顿指出，就像在酒吧中寻找最好的座位一样，穿着支持球队的外在象征物也是为了表明对足球的喜好程度以及对特定国家社区的忠诚感。这一信息并非单向流动，其他人也会对这种展示作出反馈，以确认他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从而使观众之间产生直接的社会关系。重要的是，这些视觉标志依赖于身体在空间内的共存来获得相关的社会认可。
在等待一场美国对战捷克的比赛时，巴芬顿看到四名精心打扮的粉丝得到了特别积极的响应。这些年轻人头戴山姆大叔式闪闪发光、红白蓝相间的大礼帽，脸上画着相同的颜色，并将美国国旗像披肩一样围在脖子上。他们进店时，室外露台上响起了阵阵掌声和口哨声。
在另一场德国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前，巴芬顿则观察到了对立粉丝团体截然不同的反应。一名身着白色国家队球衣的德国队支持者肩上挂着一面旗帜进了酒吧，几桌德国粉丝进行短暂的欢呼和鼓掌，另一张桌旁的意大利队球迷则发出了低沉而持久的嘘声。这名德国队粉丝转身朝发出嘘声的桌子望去，皱了皱眉头，然后继续往酒吧里走。
在调查中与巴芬顿交谈的多数观众表示，他们选择支持某队大多基于地缘或族群关系。例如，一位美国粉丝解释说，“支持美国队就是因为我来自美国啊。”外国队的支持者大多是大学生和临时驻扎在美国的工作人员。某些情况下，也有一些观众会基于他们在海外生活或工作过的经历对某支球队感兴趣，但此类支持更多是对自身体验的一种象征，并不常见。
表现行为：创建粉丝共同体
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的人经常有一些表现，如诅咒、欢呼和嘲弄。尽管这些行为可以由个体自发产生，但它们更多是在比赛特定时刻下发生的集体行为。在这些时刻，电视转播提供的听觉和视觉信息起到提示的作用，成为在场观众互动的焦点。
球迷集体反应最直接的例子是在射门的时候。一般而言，球员传球、运球和铲球后观众会产生鼓掌或叫“好球”这种突然地、个性化的行为，而进球则会引发更久的反应，通过欢呼、挥舞国旗、热烈拥抱、击掌等共同行为将得分队的粉丝瞬间凝聚在一起。这些庆祝行为也会吸引那些非球队支持者加入。在调查期间，巴芬顿从来没有观察到任何人单独庆祝一次进球。赛事解说的声音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考点。有几次，从体育场内传出的声音通过转播成为酒吧观众的动力，创造了同步的欢呼声。
不仅是在庆祝的时刻，集体反应在沮丧的时刻也会出现。以英格兰对葡萄牙的比赛为例，巴芬顿在田野笔记里写道：英格兰队的支持者认为葡萄牙队球员假摔，对他们进行了嘲笑。葡萄牙队队长菲戈摔倒时，嘘声和哨声迅速响彻整个酒吧。他的脸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时，听到身后有人骂他卑鄙，另一个人则附和喊道“他是个废物”。同样，下半场罗纳尔多在画面上出现时，一位观众马上喊“卖了他！”紧接着身后有人冲着他吼“奶油小生”。随着比赛继续进行，有慢镜头重播马尼切摔倒的画面，他的胸着地却捂着脸。身边的一位英国球迷大声说：“他们老是这样。葡萄牙球员没有肢体接触就假摔。他们只会干这个。”坐在前面的两位男粉丝表示点头支持。
正如上述例子所示，酒吧里的此类交互具有叠加效应，一旦某个评论被公开，其他人就会迅速效仿。这些反应不是独立无关的，而是集体和叠加的。
某些比赛情况鼓励了对立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不同的反应体现了所有人均承认彼此在同一空间中同时存在以及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取向。有时，对立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也会相互嘲讽，但并非所有对立粉丝群体之间的互动都是如此。 比如，巴芬顿观察到在著名的齐达内头顶事件发生后，法国队和意大利队支持者之间的互动就很幽默。他指出，不论争议或是友好互动，共同之处在于能够提升本民族群体的情感认同，并与其他民族疏远。
因为身处同一空间而促进的观众互动交流不仅限于酒吧满员期间，客流稀少的时候也仍然不乏交流机会。唯一一次让巴芬顿感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于一场周日上午九点的比赛，看转播的人很少，酒吧内几乎没有交流，气氛非常压抑。观众并非全神贯注盯着电视屏幕，一些人在打电话、读报纸或是在电脑上打字。
媒体即社区，重构群体交往模式
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大众传媒的普及成为侵蚀社会有机体的主要力量，一种非人格化的互动将逐渐取代日常的人际交往。他甚至预计，电视传媒等使个人的闲暇时间逐步私人化，个人独立的观看行为和曾经的公共活动形成了强烈对比，而后者一直被认为是增加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公民参与的重要方式。
巴芬顿的研究结果对这一社区衰落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观看电视直播并不能代替原有社会关系。相反，通过电视传播的比赛事件甚至能成为集体反应的催化剂，群体对同一事件的关注和解读能引发持续的互动。
换言之，个人观看直播的消费行为是和其社会经验交织在一起的，是行动者主动而非被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鉴于电视、互联网和高端移动设备带来的便捷，那些聚集在足球酒吧的人实际上有很多更为安静的替代方式可以选择，但他们并没有独自看球，而是选择聚集在一起，尽管这种选择要付出一些代价，如站几个小时、坐在不舒服的座位上、或者提前占座。
巴芬顿提出，“媒体即社区”（media－as－community）的概念更适用于理解他观察到的行为。这一观点主要陈述了媒体正大规模重构人们交往的形式，是改变而非替代原有的社会关系。因此，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开辟新的社会交往途径提供了社会化和共同体建构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电视直播成为聚集人群的初级动力，并成为后续互动的催化剂。在此意义上，大众媒体成为暂时但直接的社会关系的核心。
巴芬顿还指出，体育赛事的聚会应该被视为一种共同体（communitas）而非社区。共同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涉及更具体的时间上有界的事件、经验或偶然性，其中参与者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并且不注重社会地位和社会阶级上的区别。虽然共同体不是社区，但前者可以通过在具体的交互背景中发现更抽象的认知和象征意义上的共同感来帮助产生和维持后者。
（澎湃新闻记者 董怿翎 整理）
［文章原题为“你不是独自观看：体育酒吧里的媒体和社区”（You’ll never watch alone： media and community in the sports bar），首发于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在线学术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许中波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