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写变量的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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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乌战争，天下大变。经济全球化撕裂了，世界和平破产了，核战争的影子都已经出现了。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迥然不同。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的崛起还没有最终成功，剩下的路将更为坎坷。运气好，就能实现最后的跨越；运气不好，可能就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世界这么乱，中国还会有战略机遇吗？
#2
有，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中国的战略机遇是借助全球化红利，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以后，中国的战略机遇很可能是在全球动荡中保持稳定，熬过这一波风浪。
全球动荡，才刚刚开始。从俄乌战争，能够明显看到的是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分歧。一个阵营是欧美国家，另一个阵营是新兴市场。欧美一致反俄挺乌，新兴市场阵营更愿意保持中立。更为隐蔽，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另一种分道扬镳，即欧美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很难用传统的左翼右翼、自由保守之争概括。如果一定要说分歧何在，那就要看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重，越来越脱离群众，不再具有道德感召力，而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四处蔓延，这一思潮更偏朴素情感，群众基础更广。
这就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虽然国际风云变幻，但真正的撕裂却在社会内部。很多美国人可能讨厌中国，但他们并不关心中国。很多美国人可能反对普京，但他们并不关心乌克兰。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将带来更多的动荡。
许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或许未来就会出现。以前，你可能想不到英国会脱欧，那要是有一天苏格兰脱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川普能当上美国总统，那看到暴徒闯进国会的一幕，要是有一天美国爆发内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欧洲各国会有矛盾，那如果德国开始扩充军费，周围的国家又会怎么想呢？如果有一天欧盟解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美国国会山骚乱 美联社资料图
#3
没有人喜欢动荡。人们渴望的是稳定。越是动荡，对稳定的需求越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性。
第一，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量级，就算是出于惯性，也会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就是经济稳定。
第二，中国的政权少有地稳定，而且，拜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一系列事件所赐，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空前高涨。反腐倡廉、扫黑除恶，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这是政治稳定。
第三，越是全球动荡，身份政治越重要。人们需要认同感。意识形态易于造成分裂，血脉联系提供了社会凝聚的力量。一个国家，有没有值得自豪的历史，有没有共同接受的传统，有没有融于血肉的文化，就变得更为重要。跟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人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是文化稳定。
第四，经历了各种风险之后，全球的企业已经放弃了效率至上原则，转而遵循效率与安全并重原则。中国的产业链经过“补链强链”，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投资环境都属可圈可点。这是产业稳定。
第五，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唯一希望就是爆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中国具有提前超配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政府与民众对技术进步的支持程度极高等优势，很多新技术将在中国落地。这是技术稳定。
#4
能不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
这就要说到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从理智上乐观，在情绪上悲观。承认不承认在中国赚钱的机会更多呢？承认。那敢不敢在中国赚钱呢？说实话，很多人赚得有点胆战心惊。
怎么把稳定性转变为可预期性？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简化、简化、再简化，这样才能让别人听得明白。注意，听得明白，可能未必意味着赞同，但至少还能让别人形成稳定预期，要是听不明白呢？本来是挺好的政策，架不住就会有反向的解读。这就是所谓的“塔西陀陷阱”：只要看你不顺眼，你做的好事也会被解读为坏事。
复杂化容易，简化很难。只要简化，就有争议。虽然一定会有争议，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抛个砖吧。
我在想，是否可以用两个概念把中国的战略解释清楚：一个是市场社会主义，另一个是经济民族主义。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讲的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意味着施政纲领更多地关注民生，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放眼全球，一个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只会越来越强。说起共产主义，生于冷战时期的一代人会不寒而栗。如果有一天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基本收入，再提起共产主义，年轻一代是不是就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呢？为什么要实现全民基本收入呢？很简单，不这样做，就无法解决技术创新对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冲击。
比较微妙的事情是，要解释清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需要的手段是市场经济。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就是靠市场经济吗？只要相信市场经济的手段，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那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经济。
市场经济靠什么发展？靠长期投资。长期投资从何而来？靠长期预期。长期预期又从何而来？这就要提高政策的连贯性，明确游戏规则。只要规则是明确的，就能形成稳定预期，稳定预期才能带来长期投资。
所以，一句话，国内经济政策要想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最重要的就是明确游戏规则。规则定了，人心就定。
所谓经济民族主义，讲的是中国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中应该坚持的不变立场。这个概念跟我们过去熟悉的对外开放有些不一样。对外开放是不是一定能带来经济发展呢？那可不一定。中国是在特殊的时间、采取了适宜的政策，这才赶上了全球化的快车。假设中国的对外开放早了二十年，那大概率我们会被锁定在出口资源、低端加工的陷阱里。假设中国的对外开放晚了二十年，时间窗口就会关上，你想对外开放都没门。
在全球化退潮时期，当然要尽可能地维护对外开放的格局，不可能退回闭关锁国，但全球化的叙事，越来越难以打动听众，只会让人觉得空洞、苍白。
怎么办？可以放低预期，实事求是。民族国家当然要追求本国的利益。如果把我们的立场讲得更清楚一些，可以有几条基本原则：
（1）本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
（2）本国利益指的是本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3）与他国的合作，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帮助他国实现自己的利益；
（4）遵循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愿意与我合作，我就与之合作，一旦背叛我，我就惩罚他，背叛之后又想回来跟我合作，我会不计前嫌。
这几条原则有什么特点？一是实诚，二是和善，三是简单。再说得直白些，就是自己赚钱，也让别人赚钱。不抢道德制高点，当然也就不用扯淡。
预测一下，这个策略遇到其他策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经济民族主义遇到政治自由主义，是无法说服对方的。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无法用事实去改变。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但是，当经济民族主义遇见政治民粹主义，反倒有可能达成某种和解：别人并不觉得你可爱，但知道你是可预期的。
一个可预期的对手，可能是我们能够期待的最佳结果。多少战争，都是由误判导致的。可预期，虽然没有办法改善关系，但可以更有效地管控风险。
#5
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是以不变应万变，也是保持定力，穿越风暴，等待下一轮周期。
冷战一代凋零之后，新生代对中国的仇视会下降。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全球经济再度高速增长，很多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当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之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才会改变。
算下来，这大概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再难，也要熬过这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