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来本报《文化周刊》的报道，我们既关心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身心健康、焦虑与困惑，为科研工作者介绍论文发表、审稿的最新动向，也关注科学议题进入公共舆论场、科学家群体走到社会聚光灯下产生的影响。我们既聚焦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与社会价值观的互动，也探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所伴随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还提醒普通公众思考我们所处的技术时代、寻找每个人与技术和谐共处之道。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深深嵌入社会历史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价值之间的互动，正在对每个人产生深刻的影响。过去的一年，我们与你共同关注、追问、思索。新的一年，我们依旧与你同行。

关注科研人的生存状态

失眠、抑郁、身心俱疲，忙碌、压力、年龄焦虑……在人们眼中，科研工作者是塔尖上的知识精英，但现实中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困境。今年，我们关注了中国科研人的工作与生活现状，也试图从个体角度出发，探讨释放创新活力之法。

2021年3月，2020版“心理健康蓝皮书”发布，其中针对一万多名科技工作者的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近1/4的调查对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同时科研群体里普遍存在着焦虑、人际交往能力较弱、自我评价偏低等问题。

《塔尖上的忧郁》一文聚焦这一话题。调查研究和采访表明，科技工作者的抑郁和焦虑与工作压力呈正相关。做科研、写论文、带学生、管理项目组、参与学术交流……科研工作不分昼夜、常年无休，尤其是项目考核和答辩前，科研人员的压力更大。而不断对标国内外同行“大牛”，科研人员对自己总不满意。此外，收入和住房等生活硬件条件和身体健康状况也对心理产生了较大影响。

科研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和培训，势在必行。

睡眠不足既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果，也是它的因。研究发现，中国科学家会在晚10点形成一个下载论文的小高峰。是什么让中国科研人员“熬着最深的夜”？

从《不熬夜，不科研？》一文的采访可以发现，选择在深夜工作，一方面是个人作息习惯和科研工作的特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白天琐事太多，特别是财务报销、项目总结等事务占用太多时间，尤其遭到科研人员的“吐槽”。

长期熬夜工作无异于“杀鸡取卵”。国家已采取一些措施给科研人员“减负”，取得了一定效果。

“让科研人员回到纯粹的科研工作的状态，他们也许就不需要再去熬夜了。即使熬夜，也是自我内心的驱动，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科研人员的心声。

年龄焦虑也是当下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问题。《年龄焦虑背后该警惕什么》一文介绍，由于科学架构日益庞大、科研工作向团队化趋势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创新成果都在“延时”，科技人才越来越“晚熟”。在国内，这更加剧了科研人的年龄焦虑。

有采访对象直言：“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给科学家贴标签、戴帽子、设等级，以此进行资源分配，导致很多学者根据这些因素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临近评价的时间窗口就会非常焦虑，因为一步错过可能步步错过。事实上，这种焦虑是毫无意义的，对真正的科技创新是起副作用的。”同时，制度环境、科研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年轻科研人自我设限，这对激发他们的早期创新能力是不利的。

有采访专家将科学家比作冲浪选手，而在一个害怕失败、不能接受失败的社会里，是没办法鼓励、培养、发掘更多年轻人去冒险“冲浪”的。专家建议，控制过度竞争，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给年轻人更多保障性资源，让他们能相对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这是激励年轻人大胆创新的根本途径。

这一系列报道在科学网公众号刊发后，获得了大量点击，也在评论区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可见它们引发了广大科研人的共鸣。我们期待，科研人员的生存状态能够得到更多关注，也能有更多举措出台，让科研人员回归纯粹的科研状态，让他们的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绕不开的论文话题

对科研人员来说，论文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持续关注有关论文发表的议题，并对其中三个热点展开了讨论。

在短视频风潮席卷全球的当下，论文短视频成为了科学可视化呈现的一种新形式。在《论文 视频：会成为学术发表新标配吗》一文中，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刘星月介绍，科研视频的制作，一方面要求科研人员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路，另一方面要求设计人员对该研究的专业背景有一定了解，从而找到展现研究内容的最佳方式，同时保证视频的科学性、准确性。

有受访者表示，目前在科研人员中愿意为成果制作视频的人比例仍不高，一是因为制作视频的技术要求较高，二是视频制作的成本往往是比较高的。

尽管如此，国内已经有很多提供科技绘图及视频制作等服务的工作室，还有一些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公司。行内人士认为，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好。

论文审稿周期长、审稿人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因此，关于如何激励审稿人高效地审稿，一直是学术圈讨论的话题。2021年，《科学》的一篇报道讨论了“是否应该给予审稿人报酬”的话题，一时间吸引了科学共同体的热议。

在《科学家审稿，谈钱俗吗》一文中，我们梳理发现，不同出版机构对于同行评审模式的选择并不是单一的。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有时会为审稿人提供报酬。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授王善勇指出，对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来说，相较于争取审稿报酬，科研人员更急需的是培养一种奉献精神，而不是没好处就不去做的功利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江晓原则认为，一家商业公司，一方面要求审稿人无偿审稿，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必须尽心尽力、高效完成，这在过去是一种学术传统，现在变成了道德枷锁。

人类学家Hugh Gusterson也态度明确。学者们应该继续以志愿者的身份为非营利出版商审稿，但应该对那些不支付报酬的营利性出版商的要求“直接说不”。

近年来，科技期刊上发表“背靠背”论文的现象越来越多。既包括了不同团队“不约而同”发表“背靠背”论文，也有不同团队相约“手拉手”发表的情况，极端情况还存在“被背靠背”的现象。

《“手拉手”发表“背靠背”论文，学术的繁荣还是内卷》一文中，受访专家解释，对于近年来“背靠背”论文越来越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学的进步和繁荣，催生热门研究方向，科研团队可以更高效地解决领域内相关科学问题；另一方面是科研竞争加剧，导致部分热门领域成果“泉涌式”爆发，这也增加了不同团队研究类似课题的概率。

除了“友好”的“背靠背”论文发表情形，也有游走在学术道德边缘的情况。比如，作者可能遭遇审稿人“泄密”，最终导致“被背靠背”论文的现象发生。或者在交流过程中，有些团队得知对方的研究内容，并迅速模仿，最终抢发论文。

这些都是学术内卷的结果。受访专家表示，只有在一个好的学术生态里，有共同规范和约定俗成，才能犯规成本高，少猜忌，实现充分和深入交流，最终推动科学快速发展。

科学家被公众“品头论足”

近年来，科技议题时常进入社会领域并引起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科学家也成为公众品头论足的对象。在大科学时代，特别是在新媒体的加持下，象牙塔中的科学走到了聚光灯下。

科学家如何看待自己成为被围观的对象？经由媒体传播的科学家形象是否符合公众以及科学家自身的期待？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以“聚光灯下的科学”为题，采访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

受访专家表示，科学家本身非常希望看到通过科技方面的热门话题激起公众对科学的热爱、对科学的重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然而网络既可以用于正义发声，也可能成为发布错误信息的工具，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时，也得面对不科学或不实的信息，承受质疑或误解。

新媒体时代，科学家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网红”，拥有粉丝、被立“人设”或是遭遇误解。受访专家希望，媒体能够重点介绍热点事件背后的科学技术问题，包括与它相关的科学知识、事件涉及的科技成果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等。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不要拔高，不要吹牛，不去炒作科技事件，更不要像炒作演艺界的明星那样去炒作科学家。

从科学家自身来说，他们也表示，要努力坚守科学精神，保持定力，少凑热闹，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多做自己擅长的事，说话严谨、负责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2021年10月，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功勋》热播，其中于敏、黄旭华、孙家栋、屠呦呦、袁隆平的故事引发热议。

影片里的科学家立住了吗？面对我们的这一提问，科学家、科学传播者和艺术工作者产生了观念分歧。

科学家认为，艺术加工牺牲了历史的真实，强化了公众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把科学家某方面的性格故意放大，使他们看上去像个“怪人”。

但文艺创作者认为，文艺作品基于事实，但毕竟不是事实。艺术作品需要具备应有的戏剧张力和审美情趣，不能完全拿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来要求人物的创作。如果影视剧作品只讲求真实，那就变成了一件完全与艺术无关的事了。

在科技传播工作者看来，公众希望看到的科学家形象，与其说是“真实性”，不如说是“丰富性”。科学家有千千万，每一位科学家都是独立的个人，哪怕是同一个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往往也有很多面相。另外，这种丰富性还体现在，能够允许更丰富的解读方式并存，而不是说对某一个人只许这样解读，其他都是误读。

受访专家还表示，在单调的、刻板化的理解下，科学家成了圣徒，高尚、完美、正确，但缺乏人性。科学传播要让科学走下神坛，从而真正走向大众。科学家形象丰富化后，科学家仍然是高尚的，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可以像“邻居家的好孩子”，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学习榜样，始终生活在大众身边。

多维度探讨生态议题

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命题，也是自然科学报道不可缺失的部分。今年，我们从历史、书写、教育等多个维度探讨生态话题。

3月，考古界“顶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启发掘成果公布，再次惊艳世人。其中3号“祭祀坑”中出土的120多根象牙，引得网友好奇：莫非3000多年前的四川大象成群？

《大象的退却》一文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梳理，解答了这个疑问。原来，四川盆地一带野象栖息的历史非常悠久。事实上，自上古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分布之广远超人们的想象。只不过此后3000多年，这种聪明的庞然大物走上了一条从东北撤向西南的漫长的退却之路。除了气候变冷等因素外，大象的退却还与人象间的博弈密切相关，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栖息地被毁。

回溯大象退却的历史，让我们得以看见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为理解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历史基础。

9月，首届十二背后·十月“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颁奖，这是国内首个以生态写作为主题的专业奖项。我们借此以《生态文学：一种新的世界观》一文探讨了文学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独特价值。

在受访专家看来，生态文学不仅是把主要角色从人类扩展到自然万物，更是一种世界观、文学观的重大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给当下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但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当代问题，它有切实的现实焦虑。生态文学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和维度上来看待自然和人类自身。

在生态写作中，地方性自然写作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正如在《疗愈“自然缺失症”》报道中受访专家所说，“一个人对自己家乡有什么东西都不清楚，连自己家乡的特色动植物、地貌、物产都叫不上名字，何谈爱家乡、爱祖国？”要想疗愈现代人普遍患有的“自然缺失症”，不妨首先从足下、从家园、从地方开始。

我们采访了编写《横断山有花植物图鉴》《云南高山花卉》的植物学家，采访了推出一系列中山本地自然图书的出版人，也采访了将博物文化融入地方性自然写作的高校教师。他们谈到地方性自然书写的重要性。“现代高科技强调普遍性，也越来越鼓励人们远离大地、忽视大地。然而没有坚实的大地，人类什么都不会有。”

建设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教育。只有通过有效的教育活动培育出一代具有较高环境素养的公民，才能真正将保护生态付诸实践并持续下去。在《生态教育实践：“听报告”不如“滚草坡”》报道中，受访专家都是生态教育的实践者，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让孩子们感受自然、亲近自然，就是生态环境教育的起点。他们基于实际经验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生态文明是跨学科的问题，这要求大学教育培养的相应人才既要专、又要通；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要培养会讲故事的人，等等。

作为对当下时代重要议题的回应，我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

在技术时代追问技术

这个时代，没人会否认，技术已经深度嵌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技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对技术的全面依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年，我们记录了几位技术史、哲学学者的思考。

杨庆峰、闫宏秀、段伟文、刘永谋四位学者，在今年出版了《技术有病，我没药》一书，发起公共讨论。要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相信人还是相信手机导航？微信聊天记录全被删除有多尴尬？疫情期间玩不转智能手机就没法出门？正是从这些日常小事中，他们看到了技术与人的张力，激发了哲学思考。他们提出“被技术拒绝”等概念，探讨在技术时代，人如何更平等、更自由地生活。

在《来！聊10万字的技术》报道中，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胡翌霖主张经由“历史”的通路了解“什么是技术”。如果你知道在古希腊，科学从诞生起就与技术，即工匠技艺传统相对立，直到工业革命时代两者才以新的方式结盟，那你也许更能深入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你了解钟表是如何塑造了人们“看时间”的需求和能力，乃至可能决定了现代科学抽象化、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你就会知道技术不仅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塑造、生产着新的需求和生活方式。

在《什么是技术》一书中，胡翌霖提出了凡此种种可供讨论的话题，而这些讨论都是在技术史的背景下展开的。“就像我们无法仅通过国境线，而是要通过历史来理解中国一样，我们也难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出‘技术’概念的统一性，而是必须通过‘历史’来理解它。”胡翌霖如是说。

在报道《技术：文明背后的隐秘力量》中，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把技术放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他将技术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因素融合，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

张笑宇认为，在这些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技术都发挥着隐秘而重要的作用。他希望更多人意识到，技术不仅可以快速、大规模、基础性地改变人类物质世界的底层结构，也可以对上层文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今天的技术时代，尤其需要用融合的视野去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尽管做了种种思考，但对于到底什么是技术、如何与技术共处，学者们显然都不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什么是技术》洋洋洒洒10万字，没有一句是给技术下的定义；《技术有病，我没药》更是在书名中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作者不会开出药方。他们更希望提醒大家，在技术时代多追问技术问题，多思考技术与人、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找到自己与技术的相处之道。

正如胡翌霖所说，“技术时代不追问技术的人，对待自己是不真诚的”。

被改变的人工智能改变社会的人工智能

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都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阶段，该领域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然而，人工智能的主流技术路线还存在怎样的争议？未来，我们将如何做出更好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怎样改变社会的价值观？

在《做主流人工智能的“反叛者”》一文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接受我们专访时，明确提出目前主流的深度学习并非人工智能研究的康庄大道。

他认为，深度学习机制的根底，是对于人类专家某方面的数据归类能力的肤浅模仿。在人类专家无法提供大量样板数据的地方，深度学习也很难有用武之地。不仅如此，这种模仿不以深入理解人脑对于信息的内部加工过程为自身的理论前提，所以天生就带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弊。

他的另一个逆主流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不必依赖大数据。因为海量数据的计算是极其消耗能量的一件事，海量数据本身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常态。

徐英瑾认为，未来符合大众对于人工智能未来期待的一定是通用人工智能，是能像人类那样利用有限资源有效、经济地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

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带有小数据主义色彩的绿色人工智能的概念，能够根据少量的数据作出决策与推理。它还能像人类思维一样，不一定要通过接驳到“云”的方式进行决策。本地化的信息处理在原则上也能满足当下的任务要求，这就使得此类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用户隐私保护特性。

相较于人工智能对生活的改变，它对人类价值观体系的重塑往往是隐性的，不易被察觉。

在《AI如何重塑人类社会价值观》一文中，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沈辛成介绍，“控制文化”是美国价值体系中一条一以贯之的伏线。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商品化、中枢化给这种控制文化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这套价值观以一种更为具象的形式展现，使得这种价值观的负面效应暴露了出来。它挑战了人们的道德，也引发了质疑和反思。

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周正博士介绍，日本的集团主义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文化追求，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催生了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也使得日本能够一直延续它的工匠精神和忠诚文化。人工智能应用会产生人员淘汰，鼓励人才的流动、提升创新的活力。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一旦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匠精神、忠诚文化也将遭到破坏。

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庆桥介绍，在中国，劳动力与大国崛起息息相关。可是，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的应用将逐步替代许多岗位和职业。他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会给现有劳动制度、福利制度带来根本性的颠覆，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也会进一步演变。勤劳不再是不懒惰，勤劳是越来越讲究战略的、跨学科的、终身式的生存法则，需要在人工智能难以触类旁通的领域有技巧地发挥人作为劳动者的价值。

（本报记者张文静、胡珉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