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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久弥新，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学者冯时在深入研究距今6000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迹后认为，当时已具有“以知识体系、形上思想与人文制度构成的高度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创造不仅远在殷商文明三千年前就已经完成，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渊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持续不断，既依靠大量书面文献资料和众多的器物、遗迹、遗址记载，也依靠口耳相传和生活日用延续。中国在三千多年以前已经出现成熟的文字，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献典籍系统，保存着对于文化精华的集体记忆，本身即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中国古人又有以器载道的文化传统，大到一个都城，小到一双筷子，在设计者那里，不仅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还要彰显制度、表达思想，由此使器物成为制度和思想（如宇宙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产物与载体，物质文化也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物的再造和使用，就可以实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再生产与传承延续。也因此，当下之物本身往往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经久不变，事实上，正是与时俱进地不断革新，赋予了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强大生命力。这种革新往往并不动摇传统的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并能够在传统的框架中得到解释，从而呈现出极强的连续性，得到广泛的认同。北京中轴线同样如此。
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选址与规划建设原则
自永定门至钟鼓楼长达7.8千米的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历经700余年，是中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在北京实践的“无比杰作”。它由宫殿坛庙、御道街市、城门城楼、山水桥梁、报时建筑、纪念碑、纪念堂、广场等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居中道路，以及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所构成，包括永定门、永定门御道遗存、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外金水桥、天安门、端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内大街、万宁桥、鼓楼及钟楼以及先农坛、天坛、社稷坛、太庙等。北京中轴线承载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承载着中华民族中和位育的理想诉求，承载着别异合同的礼乐文明，也承载着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选址与规划建设原则。
所谓“择中立国”，是指选择“天下之中”作为都城。元明清定都北京，都特别强调北京的天下之中地位，作为建都于此的合法性依据。元朝人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明朝人陈敬宗说：“惟圣皇之建北京也……廓天地以宏规，顺阴阳而向方，准四裔以布维，揭八表而提纲……拱北辰兮帝居，陋巩固于金汤。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不仅都城选址时要考虑位于天下之中，进行都城规划建设时，也刻意将其营建为天下之中。比如长长的中轴线自北而南从宫城、皇城和内城穿过，形成大大的“中”字，是天下之中的典型象征。而象天设都，也是择中立国的表现。
象天设都，就是根据天象进行都城规划，安排各种建筑，并显示与天象的合一。天文学是我国古代起源最早的学问，为了更好地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古人不断对天上的恒星进行划分，分别命名，并逐渐将天上营造为一个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五宫、二十八星宿为主干，组织严密、秩序井然的空中社会。北极星，又称北辰、紫微星，是最靠近北天极的一颗恒星，相对其他恒星静止不动，乃天帝的象征，被称为帝星。三垣是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的合称。其中以帝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是天帝居住的宫殿，乃三垣的中垣，又称中宫，或紫微宫，众星多以官名命名。太微垣位居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乃天国之庭，星名多用官名命名。天市垣是三垣的下垣，位居紫微垣之下的东南方向，乃天国之集贸市场，星名多用货物、星具，经营内容的市场命名。四象是在“三垣”外围分布的四大星区，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每一个星区又包括7个星座，合起来就是二十八星座。四象确立以后，成为四方的象征。
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均以中轴线为基准线，采取宫城居中、前朝后市的布局，正是取诸北天球恒星划分为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垣，而明清时更将宫城径直命名为紫禁城。紫禁城是宫城，在中轴线上处于核心地位，其中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处理政事、举行盛典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前朝与后廷，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清人黄鼎说：“盖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内也，帝常居焉。上垣太微，天子之正朝也，帝听政则居焉。下垣天市，天子畿内之市也，每一岁帝一临焉。凡建国，中为王宫，前朝而后市，盖取诸三垣也。”此外，紫禁城内廷部分作为天子之常居，更与紫微垣相对应。如紫微垣主要有15颗星，内廷就包括中央三宫和东西六宫共15座宫殿。而午门是紫禁城的南门，由五个殿宇构成，俗称五凤楼，殿宇的墙壁及城楼下的城墙均涂以红色，是南方之神朱雀的象征，北门名玄武门（后为避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名讳改称今名神武门），是北方之神玄武的象征。此外，天安门前有外金水河流过，东西两侧还建有牛郎桥和织女桥，也是对天象的模拟，外金水河对应天上银河；牛郎桥、织女桥对应天上的牵牛星与织女星。
择中立国与象天设都的历史传承
无论择中立国还是象天设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择中立国早在西周初年就由周公明确提出。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先派遣召公奭去堪舆相宅，后来周公旦又去察看，于是洛邑“居九鼎焉”，成为国都。周公以“天下”为空间视域，通过测日影的方法找到“地中”所在，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确定都城，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划定畿辅之地。但是早在周公之前，《尚书》就记载了帝尧命羲仲、羲叔与和仲、和叔分赴东方旸谷、南方南交、西方昧谷与北方幽都观星、测日影的做法，可见周公的测日影、定土中并非全新的发明，而是对前代的继承。只是在继承的同时，周公创造性地将天中、土中和都城联系起来，将都城视为“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的宇宙中心，从而凸显了都城的神圣性、优越性及作为枢纽的地位与功能，也使最高执政者处于“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地位，拥有了宅中图治的合法性、配天治民的权威性和敬德保民的责任担当。周公之后，择中立国的原则不断得到认同和发展，先秦思想家荀子提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司马迁曾经用三代的例子说明定都于天下之中对于国祚久长的重要性：“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而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
象天设都的原则起源也很早，学者陈江风引用古史学家董作宾的《殷历谱》并进一步阐释说：“‘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区分四土，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殷人既自信都城所在为中央，且自称‘中商’‘天邑商’，可见其对北极居中，四方星辰拱卫的上天格局，也有自觉的认识，自觉的模仿。因此，后世‘象天设都’思想，实在是殷商人已开端倪。”
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遵循象天设都的法则：“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史书记载秦始皇在渭水两岸营建咸阳宫和阿房宫，阿房宫四周建有阁道，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顶上建阙，然后架起一条复道，将阿房宫与咸阳宫连接起来，“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在这里，咸阳宫就是天上的北极星，渭水就是天上的银河，阿房宫就是营室宿，由此形成一个天上人间同构的神奇世界。
汉都长安，北城墙西北段蜿蜒曲折，形如北斗；南城墙中部突出部分和东段曲折如南斗，《三辅黄图》载：“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北斗七星，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又作瑶光）七颗星组成，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是定方向、定季节、定时辰的标尺。《淮南子·天文训》载：“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史记·天官书》云：“‘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南斗即28星宿中的斗宿，有六星，形如一把倒扣的杓子，被认为“主天子寿命，亦宰相爵禄之位”。因此长安城也是对天象的模拟。汉代以降，历朝历代对都城的选址尽管有所不同，但都“仰模玄象，合体辰极”，继承象天设都的传统，一直到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依然如此。
不仅中轴线整体承载的择中立国、象天设都的都城规划思想见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上的建筑同样如此。以天坛为例，祭天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仪活动，所谓“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早在《周礼》中已有“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的记载，考古发现资料更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祭天的坛式建筑，坛面接近正圆形，由三层以立石为界的阶台和坛上积石组成，形成由外、中、内三周同心状石界桩圈框定的三层台阶，从外向内逐渐高起，与今天中轴线上明清两朝皇帝冬至祭天的国家礼仪场所——圜丘如出一辙。这是中华礼乐文明源远流长的典型例证。
北京中轴线的与时俱进与历久弥新
北京中轴线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赓续不绝，也见证了它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仍以象天设都为例。按照陈江风的研究，秦代，“象天设都”追求天地同构，意图在人间再现天上的景象。到了汉代，则超越了刻意追求地理位置的绝对对应，开始采用象征性的对应手法。至隋朝大兴城，更多采用象征手法，“以中心线轴对称的方形建筑格局，表现周秦以来的法天建筑思想，高度抽象、高度灵活”。唐都长安，规划严整，雄伟壮丽，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对象，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华夏族‘象天设都’的建筑传统四方流布，遍地开花，形成了一个独具东方优雅风格的古典建筑文化圈”。可以看出，不同朝代虽然象天设都，但又有应用方法和程度的不同，它们总是因地制宜，因陈出新，从而成为一个不断演进的文化传统。而北京中轴线的形态本身也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典型例证。
目前关于城市中轴线的起源时间有着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出现萌芽，夏商周时期已经初步确立。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的若干都城将宫室置于中轴线上，并有了较整齐的街道和控制居民的闾里制度。还有学者认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的记载就包含明显的城市中轴结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先秦时代并不能看到明显的城市中轴线设计。但是保守的观点也承认北魏洛阳城内已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之后，历代都城建设中都注重中轴线的应用和线上及两侧建筑的建设，使中轴线本身成为都城建设的一个传统。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仿照北宋东京城宫阙制度的同时，又接受和继承隋唐长安城的一些规划元素改扩建而成的，它采用了北宋东京都城、皇城和宫城相包围的模式，但出现了比东京更为严整的对称布局，一条从都城南面的丰宜门、穿过皇城、宫城直达都城北门通玄门的中轴线贯穿了都城南北。只可惜这条中轴线已湮没在历史风尘之中。
到元大都，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理想都城模式进行城市规划建设，也形成了一条穿过大都、皇城和大内的中轴线。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代第一次将钟鼓楼置于大都中轴线的北边。鼓楼名齐政楼，是用于计时、报时的“更鼓谯楼”，表达《尚书·舜典》所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含义，它与钟鼓一起，共同宣示着帝国的作息时间和井然秩序。
明代北京中轴线延续元大都中轴线，但在建设和布局上又有创新。第一，体现在建筑命名上。许多沿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命名径直使用左右、东西、文武这些对称性很强的语词。比如外城和内城城门有东直门和西直门、东便门和西便门、左安门和右安门；皇城有东安门和西安门。皇城内和紫禁城内外的对称式命名更多，如东华门与西华门、中左门与中右门、文楼和武楼、东角门与西角门、左顺门与右顺门、文华殿与武英殿、左掖门与右掖门、阙左门与阙右门、长安右门与长安左门，等等。第二，体现在左祖右社和中央衙署的安排上。元大都也有“左祖右社”的安排，但太庙和社稷坛分处于皇城之外，相距较远。明代则将太庙和社稷坛置于皇城内、宫城前，紧靠中轴线。明代还在皇城外修建T形广场和千步廊，并按照文东武西的原则安排中央官署机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左右对称、中轴突出的特点。第三，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将外城城门永定门安排在内城中轴线向南的延长线上，此前业已存在的天坛与山川坛（后改称先农坛）则分布于东西两侧，不仅使中轴线得到延长，而且使“左右对称、中轴突出”的格局进一步彰显。
清代在北京中轴线建设上也有诸多贡献，尤值一提的是围绕景山所做的建设，如在山前原明代山殿的基址上兴建了绮望楼，创造性地将至圣先师孔子置于中轴线。在更加突出中轴线地位的同时，也丰富了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改建天安门广场，提供国家礼仪活动空间和休闲场所；树立起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为国家富强、社会安宁而不懈奋斗的人民英雄，左右两侧建设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是新的“左祖右社”，显示对历史的尊重和新政权的立国之本与立政之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以纪念开国领袖的丰功伟绩。今天的北京中轴线，则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典型。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中轴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吸收前代都城规划设计理念和实践成果，延续古老的以中轴线为都城规划设计基准线的历史传统，又不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创新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存续力，成为中华文明持续不断、历久弥新的伟大见证。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与遗产价值研究”（21JC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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