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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开经贸封锁的裂口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不看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艾奇逊

这个武器，就是经济上封锁孤立，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

说起来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国，是多么希望中国购买自己能够出口的产品，但在1950年代，美国不仅拒绝向中国运销自己的产品，还反对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口。比如，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载煤油10200吨运来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几种办法，让该油船能够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最后，“维马号”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确实让新中国无法迅速融入世界。为了突破重围，新中国领导人颇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间下开展起对外贸易。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美国要求产胶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橡胶。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又限制国内民用胶的消费量，还减少从产胶国的进口，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跌。一些主要产胶国的橡胶园难以维持，印度洋上的锡兰（今称斯里兰卡），30万割胶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锡兰政府曾一再要求美国以合理价格购买，均遭拒绝。与此同时，由于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出口量剧减，引起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锡兰民众的不满。他们在各地集会，要求政府开展对中国的贸易，以橡胶换大米。

1952年9月，两个亚洲兄弟国家走到了一起。中国与锡兰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负责此项谈判的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森纳那亚克表示：“这次会谈的成功对锡兰维持独立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对锡兰平等相待，并在贸易条件上如此照顾，这与西方国家以殖民地对待锡兰形成强烈对照。”他还看到了协议的特殊意义——锡兰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向中国派遣政府代表团并与之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这将成为南亚国家的良好榜样。

《中锡贸易协定》签订后，美国对锡兰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并提出可以满足锡兰购买大米的要求。森纳那亚克告诉美国大使：锡兰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做得很对。至于美国给锡兰的满意条件，我们已等了一年多，美国现在才准备给满意条件，太迟了。“即使能获得两倍于我们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或者给我们500吨黄金，为了荣誉和尊严，锡兰也不那样做。”1952年11月22日，当第一批大米运抵科伦坡港口时，锡兰人民聚集在码头上欢迎，场面很热烈。

1952年10月4日，中锡两国在北京签订贸易协定

中国的大米占了锡兰大米进口量的3/4；锡兰30万橡胶工人免于失业；锡兰政府在财政上得以增加收入9100万卢比，约占其1953年财政收入的1/10，弥补了财政赤字的1/4。锡兰的粮食紧张、橡胶销售和财政困难顿时得以舒解。

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1953年3月14日，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相互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1953年11月，印度尼西亚派出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

与上述国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

1952年4月，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在参加了苏联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后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6月1日，他们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高良富等人回国后在全国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的反响意想不到的积极正面。日本民间由此出现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热潮。

1956年10月，日本工业品首次在中国北京举办展览会，但不少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展览会场悬挂的“太阳旗”。毕竟，正是这个国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代以来最痛苦的回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来到展览现场，并嘱咐工作人员，要他们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今天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

在1956年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开幕那天，中国人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还有让年轻人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这些新鲜玩意。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来参观，毛泽东还专门为这次展览会题了词。

民间贸易交往这个突破口一旦打开，很快就见出成效。1950年代前半期就有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按照日本通关统计，1955年、1956年、1957年的日中贸易额分别是1.09亿美元、1.5亿美元、1.4亿美元。

由于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反华立场，中日关系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只能在民间展开。中国政府就此定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民间外交总方针。1960年8月27 日，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中日关系逐渐以这种“渐进积累”的方式发展起来。

在美国推行的对华经济封锁和孤立政策支配下，西欧国家的对华外交更是举步维艰。对此，新中国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以贸易促外交。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其后，中英贸易额迅速增长，很快从1952年英国对华出口额的300万英镑上升为1957年的1200万英镑。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到1957年底，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

中国为发展经济，想办法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正是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那时候，中国人能拿出来的大多是一些农副产品和简单的工业品。但是，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新中国就这样用力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战胜战略”，希望与苏联对话谈判。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则提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虽然有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但在远东地区，冲突依然存在。朝鲜停战后，政治解决的原则无法确定，战火随时可能再起。在中国身边发生的另一场战争，更让人忧虑，那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占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新中国理解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迫切心情，在越南共产党的请求下，出人出物资，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而美国政府则看到了印支战争在阻止和反对共产党力量方面的作用，对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的战争的态度，逐渐由消极观望转变为积极支持。由此，印度支那战争面临着演变成东西方战争的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由于很难回避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国参加。中国政府接受邀请后，派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

会议从4月26日开到7月21日，其间也有较长时间的休会。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时，表示日内瓦会议是一种“拖延性行动”，透露出没有诚意解决和平的心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在赴会前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他还提出，“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缓和世界冷战格局下东北亚和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关键，解决起来却错综复杂。疲惫的周恩来在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透露：“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他的同伴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有位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听到此言，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提出为各国记者播放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发给各国记者的请柬上，周恩来只写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结束，灯光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改革过程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而一位美国记者则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各方，使这次会议最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取得了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国后，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的报告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后，进一步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作出了新的估计：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1954年，周恩来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空隙，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是1950年同中国建交的，建交之初，中印之间包括边界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未解决。为此，中印两国在1953年底开始边界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中印两国总理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印度时报》在评论这一文件时说：它“使人看到亚洲国家不同政治制度为稳定本地区的和平与便利经济建设而出现的合作新时代。”一时间，中印友好的纽带得以形成，周恩来在印度所到之处，响起“潘查希拉金德巴”（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后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条大街还被命名为“五项原则大街”。周恩来随后访问缅甸，中缅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据统计，到1976年，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都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还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的中外条约，事实上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如果说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那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

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的还是周恩来。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

不少西方国家对亚非会议并不看好，甚至抱有敌视，说亚非会议“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渲染参加国间的分歧，预测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所谓“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评论，意在离间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

会议召开后气氛确实有些紧张。当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甚至担心，因东西方矛盾的爆发，“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

正是在这个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撰写的新闻报道中毫不掩饰地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攻击。”“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鲍大可的结论是：周恩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菲律宾外长罗摩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

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参加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代表们曾经有过分歧，但最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了……这是我们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友好合作而求同存异的精神，后来被人们称为“万隆精神”。

会后不久，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他时表示：“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他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新中国成立时倒向苏联的一边，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曾出现第一次建交高潮。亚非会议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建交，是第二次建交高潮。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开拓出新的国际空间。

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副司令，退休后的他在思考国际问题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讨论世界问题和世界和平的时候，中国是不能被忽视的。”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