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足球直播推荐李良熹（左）杨熙春（右）
李良熹
红双喜高级工程师，负责彩虹球台等产品的开发。
杨熙春
红双喜原高级工程师，负责“狂飚”等套胶的开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乒乓球队近年来的成功，离不开红双喜的鼎力支持。这家走过60年风风雨雨的企业崛起的背后，有着一支并不经常被人提及，却一直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团队——器材研发团队。
不论是在国乒低谷时期打响王者归来头炮的王涛和吕林，还是目前男女球队的核心马龙与丁宁，总会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红双喜在器材服务方面提供的帮助。“我们的要求有时候很琐碎，但他们总会想办法满足，这为球队备战提供了很多便利。”王涛的话颇具代表性。在一张张设计精美的球台、一块块为球员度身定制的球拍背后，是红双喜研发团队不断创新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从发动机到乒乓球台
李良熹是红双喜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被不少人称为“最会制作乒乓球台”的人，红双喜前董事长黄勇武称其为“大师兄”。面对这些赞誉，他本人笑着摆摆手，谦虚地表示：“没有（他们说得）这么厉害，主要是掌舵人有创新的勇气，加上全公司上下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就是比较喜欢钻研。”很多人并不知道，李良熹对于制作乒乓球台，最多只能算半路出家，正是爱钻研的个性，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成绩。
1965年，李良熹以学徒身份，进入了当时的上海体育器材二厂，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们做过不少体育器材，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飞机的发动机。”当时，上海体育器材二厂承接了初级教练飞机的研发工作，李良熹作为成员，参与了发动机的制作。“那发动机说不上很复杂，毕竟不是民航机的发动机，就是要求细致一些。”就是从那时起，他慢慢形成了钻研业务的习惯。“多看看多尝试，总能有所收获。”李良熹笑着说道。
1995年，包括上海体育器材二厂在内的几家企业，一同并入红双喜总厂，李良熹也正式与乒乓球台结缘。“最早的时候生产效率不高，每天最多生产16副球台。”这位高级工程师回忆道，“那时候大部分工艺都是手工完成，厂里有一整个楼面都摆满了完成的球台，现在想想场面还挺壮观的。”李良熹随后坦言，当时领导层面已经意识到需要对工序和设备进行改良，以进一步提高产能，这为红双喜这家老字号随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强烈反对到齐心协力
设备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真的执行起来，却遭遇到了“九九八十一难”。“听到要进行设备的工序改革时，不少生产车间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模式。”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李良熹表示，是领导者的坚持，让红双喜迈过了这道坎。“黄勇武是个很坚定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轻易改变。当时他几乎是强制推行了设备和生产方式的革新。现在回头看，当时如果不变，红双喜可能就不存在了。”
但新的设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便是员工不能快速上手。“当时来的设备是进口的，为了得到它，我们卖了一间厂房，但设备来了之后却发现，外国货与本土员工的磨合效果并不好。”李良熹坦言，当时并没有所谓的操作手册，只能依靠员工们边摸索边尝试。“当时我们跑了很多次油漆厂和其他相关单位，去研究新设备的使用方法，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差不多摸索到那些机器的特性，逐渐上手。”设备更新了，产能自然也变强了。那时候红双喜球台的日均生产量，已经达到了每天200副，是更新前的10多倍。
机械化让企业的效能得到提升，同时，红双喜研发团队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丝毫没有下降。有一次，国家队向红双喜器材部门反映，乒乓球落到台面上，经常会出现乱蹦乱跳的情况，给队员们的备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得知情况后，李良熹和同事们马上前往国家队集训地进行处理。“当时我们想到了所有可能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把球台的材料、颜色等各个方面换了个遍，有同事甚至还在（球员）训练时特意钻到桌子底下去观察，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摩擦系数。”随后，研发团队马上与材料制造及油漆喷涂等方面的专家联系，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了解决方案，确保了国家队备战不受大的影响。
从一张草图到彩虹球台
在李良熹的职业生涯里，有一个作品始终是绕不开的焦点，那便是彩虹球台。这个诞生于21世纪初期的产品，不仅让红双喜站上了新的高度，更推动乒乓器材走入了新的纪元。不过在说起自己的代表作时，李良熹依旧不改从容淡定的本色，“那是黄勇武和楼世和的创意，我只是执行者。”虽然他说得轻描淡写，但从一张草图变成一副球台的过程，显然并不容易。
2000年8月的一个下午，红双喜公司的一台传真机上，传出了响声，在那张从澳大利亚悉尼传回来的图片上，看似普通的乒乓球台下，有了一道“彩虹”。“其实关于新球台，黄总他们很早就开始构思了，只是2000年才付诸行动。”拿到草图，看到底下黄勇武的简单标注后，李良熹和研发团队马上开始行动。“其实球台设计和结构方面并不是特别难，因为之前就讨论过，最纠结的是颜色。”据他介绍，最早尝试过紫罗兰色和黄色，最后经过讨论，选用了红色。“黄总那段时间经常来车间，很多员工怕被他‘捉扳头’，我其实很喜欢他来指出问题。”李良熹笑着说，“找出了问题，他有收获，我有方向，一举两得。”在红双喜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两个月后的扬州乒乓球世界杯，成了彩虹球台的首秀，也就此打开它走向世界的大门。作为彩虹球台创造者之一的李良熹，自然也相当欣慰，“在我做过的球台中，第一版的彩虹球台，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改变人生轨迹的10分钟
除了球台，球拍和套胶也是运动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其中，“狂飚”系列可谓是红双喜的拳头产品。作为该系列最主要的研发者，红双喜原高级工程师杨熙春被不少人称为“狂飚之母”，但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是研发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而是来乒乓球拍厂报到前的那10分钟。
1983年8月3日，杨熙春骑着自行车，在斜土路上不停来回。“那时候我刚刚接到到球拍厂报到的通知，内心其实很犹豫。”杨熙春坦言，自己的专业是高分子，此前在油墨工厂工作过，老领导也很希望她能回去。“我大概骑了10分钟，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到球拍厂去开辟新的天地。”当时的杨熙春或许不会想到，正是这10分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为研究胶皮牺牲健康
来到球拍厂后，杨熙春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很快成为胶皮研发部门的重要成员。“当时我们还是个人独立制作胶皮，并没有合作一说，因为每个人的配方和制作方式都是秘密。”这位高级工程师回忆，“当时最出名的胶皮是天津的，我拿那个做了很多研究，希望能够做出自己的成品。”1985年，国际乒联为抑制两面同色胶皮，做出了“两面必须使用红黑两种颜色”的新规定，这给研发部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
“当时我们领导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不用酱油，要烧出红烧肉的味道。”杨熙春回忆道，“因为当时两面黑色的做法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配方中每一丝的变化，都可能对胶皮颜色和性能带来不小的影响，所以还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完成新胶皮的研制，杨熙春待在研究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当时人手不是很充裕，每道工序都需要亲力亲为。”她透露，“因为研究室里有不少化学试剂，空气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当时很多人都染上了皮肤病。不过为了研制更好的胶皮，这点牺牲也是必须的。”在杨熙春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研制出了符合规定的新产品——G888和PF4红色胶皮。
“其实‘狂飚’可以看作是PF4的演变，”谈及自己最著名的产品，杨熙春笑了，“红双喜在胶皮和海绵方面都具有优势，我们就试着强强联手，这才有了套胶的概念。”她补充道，“当时正好是国际乒联为了增加回合，实行小球改大球，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双喜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后，红双喜便开始准备球台、比赛用球及套胶等一系列产品的变革。当时我们就根据器材的变化，对胶皮进行了改良，有了‘狂飚’的雏形。”
为球员度身定做“武器”
“狂飚”问世后，红双喜公司将产品送给上海选手席敏杰试打，后者一上手就感觉“这个产品很不一样，能有一番天地”。随后，红双喜方面将“狂飚”系列提供给了国家队使用，并由此开启了新一轮为球员“度身定做”球拍的模式。
在“狂飚”问世前，红双喜公司曾为王涛和邓亚萍两位世界冠军度身定制过球拍，并取得良好效果。伴随着“狂飚”在国家队使用率的不断提升，研发部门的任务也变得更加复杂。对这一切，杨熙春始终乐在其中，“我自己不太会打乒乓球，虽然以前经常去国家队服务，但水平并没有提高，不过看着他们拿着自己研制的产品夺冠，总是开心的”。
据杨熙春透露，在众多“狂飚”使用者中，给王励勤的产品是最“特殊”的。“他回球力量大，对套胶黏性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位高级工程师说道，“每次我们提供给王励勤的产品，都是专门另外放置的，只要跟员工们说一声‘王励勤’，他们就明白了。”在度身定制的同时，红双喜也始终会定期收集反馈意见，“运动员对击球的感觉很敏锐，有的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点不对，也会感觉出来，所以研发人员一定要细致。”在杨熙春印象中，孔令辉、马琳、王励勤和王皓是她接触最多的运动员，要求也不尽相同。“孔令辉对海绵强度要求比较高，马琳追求摩擦，王皓相对而言就偏向平衡一些。”最让她高兴的是，这几位服务对象，都拿着她研发的“狂飚”或“天极”，成了世界冠军。
“乒乓球对我们国家而言有着不同的意义，随着球队成绩节节高，国内的乒乓球爱好者也越来越多。”采访的最后李良熹和杨熙春都对红双喜的未来提出了新的期望：“乒乓器材是门学问，很有挑战性，希望红双喜能一直秉持工匠精神，静下心来做好每一道工序，同时不断创新，未来更上一层楼。
本文选自《小球大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