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何杀功臣(一口气读完大明史: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始末,杀与不杀皆归尘土)

“文臣之首”教子无方受株连

朱元璋杀胡惟庸的初衷是要废丞相,撤销中书省,以达到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的目的,因此,虽然已经知道胡惟庸涉嫌谋反,但在公布其罪名时却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示众。这是因为朱元璋明白,作为谋反案,没有武将出场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牵涉太多的人。

那些帮助他夺取天下、功劳卓著的武将,朱元璋自信给足了他们殊荣和优厚的待遇,以及应有的一些特权,他相信一个小的胡惟庸还不至于把他们都拉到其阵营里,即便有个把上了贼船的,也是一时受蒙蔽,只要给他们时间,相信他们自己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

可是有一个人却是朱元璋不肯原谅的。此人就是曾被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术界称为“太史公”的宋濂。

朱元璋如何杀功臣(一口气读完大明史: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始末,杀与不杀皆归尘土)

说起来宋濂也真是不幸,都已经年过古稀得到皇帝批准退休的人了,却因为次子和长孙卷进了胡惟庸的案子而受到牵连。宋濂,金华浦江人,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很小的时候就由于为人聪明、记忆力超强,被人称为“神童”。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今浙江金华),就请名声在外的宋濂出山。可朱元璋起初并没有十分重视宋濂,因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枪杆子,唱主角的是那些紧握枪杆子的武将。宋濂是一个纯儒生,没有刘基的谋略,也提不出朱升那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见,朱皇帝只是将他作为太子的家庭教师兼自己的私人顾问留在身边。宋濂的突出贡献是在大明朝建立以后,如果说他的笔杆子在朱元璋夺取天下发挥过作用的话,就是帮助朱元璋起草了那篇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讨元檄文》。

宋濂虽然不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但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满腹经纶、熟悉典故。

宋濂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除了为太子和诸王教授经学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主持编纂《元史》,此外还为皇帝起草各种公文。朱皇帝要大举封赏功臣时,召宋濂前来商议怎样封五等爵位。宋濂依据汉、唐的先例,向皇帝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由于工程浩大,牵涉人数众多,又要照顾到方方面,那段时间宋濂吃住都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地工作。

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从祭祠宗庙和各种神癨的典礼,到上朝、宴会、法律、历法以及百官衣冠的制度,及外国使臣进贡和赏赐的礼仪,甚至连元勋大臣去世后的谥词等,凡是和典礼、文章有关的事宜,朱元璋都交由宋濂负责。因为在文化建设方面才能出众,再加上担负教育太子、为皇帝传道解惑的重任,宋濂自己也必须不断地充电,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被推为文臣之首。

朱皇帝曾咨询过宋濂道:“爱卿认为作为帝王哪些书是最值得研读的?”宋濂首先推荐了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所编撰的《大学衍义》。于是朱皇帝让人将《大学衍义》全书抄下来,贴在大殿两侧的墙壁上,专门组织群臣让宋濂讲解《大学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之学中的一段。宋濂讲完后,朱皇帝发表即席讲话:“汉武帝沉溺于方技之说,一改文帝、景帝的节俭之风,民力既已疲惫,而又以严刑来监督。人主能以仁义来治理民心,异端邪说就不会传播,以学校来治理百姓,祸乱就不会发生,所以刑罚并不是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朱元璋喜欢宋濂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侍从学士,朝夕相处有的是说话的机会,但他从来不说假话瞎话。朱元璋疑心很大,对谁都信不过,当上皇帝后广插耳目,派出大量检校监视众文武官的行为,对接触最高机密,尤其是皇家隐私的宋濂就更不用说了。

据说有一天宋濂刚刚上班,朱皇帝见面问他道:“爱卿昨晚没喝两杯吗?”宋濂说喝了。原来头天宋濂家来了几位客人,他设宴陪客人喝了几杯。朱皇帝接着问他来人都有谁,吃的什么菜,喝的是哪个牌子的酒,宋濂一如实说了一遍,连上菜的秩序都不差分毫,朱皇帝听后抚手大笑道:“爱卿果然不欺朕也!”

朱元璋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宋濂,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管好自己,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点宋濂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客厅的醒目位置挂上“温树”二字,“温树”一语出自西汉御史大夫孔光的一则典故:孔光为官几十年,有一次,他的一帮大小老婆听说长乐宫里盖了一间温室,用来栽种各种奇花异草和名贵树木,出于好奇就问孔光:“温室中都栽种些什么树木呀?”孔光嘿一笑,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岔开,没有透露半个字。后人就此赞叹:“忠慎有余逾温树。”“温树”就成了为官谨慎、嘴巴严实的代名词。

宋濂在孔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他严守秘密,从不泄露和皇帝的谈话,向皇帝提交书面意见之后,马上焚毁底稿。有客人上门,不管是有心还是出于无意,哪怕是涉及朝廷一丁点的事儿,他就指指“温树”二字,绝口不谈。他深知皇家无小事,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海啸。

闲聊时朱元璋也曾向宋濂询问过群臣的善恶优劣,宋濂只是列举那些表现优异的大臣,并一指出他们的贤能。朱皇帝要他举出几个表现欠佳甚至是小人之类的典型,宋濂回答:“贤良的人与臣有来往,臣了解他们,那些跟臣没有来往的,臣不了解他们,所以臣不知道谁是小人。”对宋濂的操守,朱皇帝是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景濂(宋濂号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在教育太子方面,宋濂十几年如一日,真正把“园丁”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太子朱标受其影响很深,言必称“我师父如何如何”“我师父说应该如此如此”。宋濂对此很是欣慰,虽然从事的工作无权又无利益可言,但他宁愿固守清贫,也要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以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更是割舍不下这份师生情。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九月,朱元璋对宋濂说“卿可参大政”,打算让他出任政务官。宋濂顿首力辞道:“臣没有其他长处,只会用文墨为皇上做点事,一旦出任政务官,恐怕辜负了皇上,能在皇上身边听命就很知足了。”令朱皇帝大为感动,继续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一直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退休,宋濂仍然是侍从学士而已。

宋濂近乎完美的表现,也让朱元璋对他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宠爱,每次接见,必备好座椅,好茶招呼,白天必定留饭。洪武十年,宋濂退休时,一向吝于奖赏的朱皇帝,破天荒地拿出《御制文集》和绸缎衣料作为赏赐,对六十八岁的宋濂说:“将此衣料收藏三十二年,作百岁衣!”

宋濂哽咽着连连叩头谢恩。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一生谨言慎行、俯仰无愧,被人们尊称为“太史公”的宋濂,从此可以安度晚年,等着消受御赐的“百岁衣”了,也顾全了君臣之间罕见的一段佳话。

可是,由于朱元璋爱屋及乌,要恩及其子孙,由于其长子宋瓒早逝,就将宋濂的次子宋?召为中书舍人,宋瓒的儿子宋慎也被录用到仪礼序班。宋氏祖孙三代同在内廷当差,成为最接近皇帝的官员,这份殊荣令人羡慕不已。

宋濂自身的表现无可挑剔,然而他却没能管好自己的子孙。宋璲叔侄自由出入内廷的便利条件,终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宋慎被牵连到“胡惟庸案”,以“胡党”的罪名被处死,宋璲叔侄则受到“连坐”一并处死。

史书上没有关于“胡惟庸案”涉案人员犯罪的详细记录,宋氏叔侄具体犯的什么罪不得而知。按照一般的常识,谋反行动是极其隐秘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口头的方式进行,不会留下太多文字上的线索,这本身就给查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光凭参与密谋,或者知情不报就可以定罪。具体到宋氏叔侄来说,他们极有可能是被别人供出来的。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宋璲、宋慎是否答应了胡惟庸,准备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阴谋毒害朱皇帝,但仅凭其知情不报,没有揭发胡惟庸的阴谋这一条,就足够定他们死罪了。朱元璋还将被自己誉为“纯臣”的宋濂押到南京,准备开刀问斩。马皇后知道后,大为惊讶,劝谏道:老百姓家为子弟延请教师,尚且能够以礼全始终,何况天子!而且宋先生早已回乡家居,必不知情,希望手下留情。

马皇后清楚,此时的朱元璋根本听不进她的话。因此在第二天帝后就餐时,马皇后不碰荤腥,朱元璋询问缘故,马皇后回答道:“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一向对皇后敬重有加的朱元璋听后,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免去宋濂的死罪,改为流放,发配茂州。

宋濂虽然逃过一死,但是千里迢迢的流放,对于自诩为“俯仰无愧”的君子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年逾古稀的他,还没有到达茂州,就郁闷地死在了夔州(今重庆奉节)途中。享年七十三岁,时间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

对于宋濂的死,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为他喊冤,事实上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他的罪行比别人还要大。作为太子的老师,更该加倍维护皇家的利益,况且他和皇帝的关系密切,感情深厚。由于对他的偏爱,朱元璋让他的子孙自由出入禁宫,然而却被人利用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了自己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此,不管宋濂是否知道自己的子孙参与密谋造反,其本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负连带责任。

朱元璋虽然因宋濂的子孙涉及谋反而处置了他,却并没有给他打上谋反的标签,史书也没有记载宋濂被流放茂州的具体原因,直到十年之后,大兴党狱时才将他列入“胡惟庸案”的名单。由此可见朱元璋还是念及其所做的贡献,珍惜君臣之间的情谊的。也许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没有动屠杀功臣的念头,可是接着要出场的一个人,情势就大不一样了,他的死直接引起了朱元璋对功勋贵族的重新审视。

朱侯爷自取灭亡

元朝末年时,广东是地方军阀何真的地盘。何真归降以后,广东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当地驻兵有着超乎寻常的特权和地位,不但民众怕当兵的,就是地方官员也是谈“兵”色变。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军队正常的需求以外,还要承担他们巧立名目设置的各项不合理开支,那些当兵的稍不如意,对县衙官吏非打即骂,地方官员是敢怒不敢言。朱亮祖坐镇广州后,更是变本加厉,其本人作威作福,手下横行霸道,如果光是这样就罢了。可朱亮祖却越发放肆,竟与地方豪强沆瀣一气,鱼肉百姓,欺压良善,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朱元璋如何杀功臣(一口气读完大明史: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始末,杀与不杀皆归尘土)

朱亮祖自宁国归顺朱元璋后,血战鄱阳湖、征讨方国珍、征南平定两广等战役无不留下他征战的身影,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因功被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赐铁券丹书。次年参与伐蜀战役,虽有战功,因擅杀军校,功过相抵,没有得到奖赏。本来像朱亮祖这样的权贵一般的人是不敢惹的,可朱皇帝偏调了个不一般的人来广州任县令。此人名叫道同,是河间府人,先辈为蒙古族。

道同于洪武初年被举荐任命为太常司赞礼郎,如今被朝廷派到因军队蛮横,被视为难治之地的番禺(当时管辖广州)县任县令。道同到任后,坚决按原则办事,对不合理的要求和行为予以抵制,使军校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当地民众的生活稍得以安定。

当时广州城里有一股黑恶势力,这些不法之徒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商人们稍有不从,他们就栽赃诬陷,称对方贩卖走私物品,或者用伪钞、假钞加以陷害,将人弄到兵马司,轻则没收货物,重则严刑拷打。商人们为求自保,只能忍气吞声,以“退财消灾”的心理安慰自己。

为了狠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还人民一片天空,这一天,道同布置警力趁那些黑社会成员敲诈勒索之际,将他们人赃俱获,带了回来。那些地痞流氓的家属马上跑去找朱亮祖,让他出面搭救。

朱亮祖收取好处费后,当即派人将道同“请”到帅府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朱亮祖很“不经意”地问道:“听说县令大人抓了几个买卖东西的人,不知这是为何?”

道同心平气和地回答:“是的,只不过他们不是寻常的买卖东西之人,而是……”

朱亮祖粗鲁地打断说:“不管他寻常不寻常的,只要是买卖东西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县令大人挺忙的,何必跟他们计较呢?”道同先将那些人之前的所作所为向朱侯爷做了通报,然后说道:“侯爷,道同蒙皇上圣恩,荣任一县之令,自当为皇上效力,维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岂敢随意释放恶人呢?”

“不瞒县令大人,他们当中有本帅府上的亲友,还请贵县高抬贵手!”

“侯爷此言差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莫说是贵府的亲友,就是侯爷的亲戚,卑职也不敢徇私枉法呀!”

朱亮祖咄逼人道:“县令大人说得固然在理,可法律不外乎人情,况且这里山高皇帝远,难道就不能看在本侯的面子上通融通融吗?”

道同不卑不亢地说:“不是道某不给侯爷面子,你我同为朝廷效力,圣上的教诲道某不敢淡忘,还望侯爷海涵!道某说句不该说的话,圣上派侯爷出镇南疆,是希望侯爷保境安民的,可千万不要受人蛊惑,辜负圣意啊!”

朱亮祖一听道同不但不给面子,还教训起自己来了,撂下一句“那你就走着瞧吧”,就拂袖离座。

双方不欢而散。过后朱亮祖越想越气,决定采用军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第二天亲自带人来到县衙前,被抓来的几个泼皮无赖正戴着高头帽挂着牌子在县衙前跪地示众,他们一见救星朱侯爷来了,大喊冤枉。

朱亮祖命亲兵驱散围观的人群,对那帮地痞说了句“本侯知道你们是冤枉的”,当即命令手下:“把人都给我放了!”那些士兵不由分说,上前就松绑,负责看管罪犯的衙役眼睁地看着人家放人,连屁都不敢放。

朱亮祖一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威风的,可走了一段路后,听到沿途民众的讥笑和讽刺声,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轻率鲁莽了,堂一个侯爷,掌管一方的最高军事长官,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自去解救几个小流氓,尊严何在?

朱亮祖越想越窝火,竟然把怨恨归咎到道同的头上。等地方官员按常规拜见他这位封疆大吏的时候,朱亮祖指责道同“礼节不周,藐视大臣”,不由分说,命人拖下去就结实地打了二十大板。

朱亮祖当众释放恶人、殴打县令的“壮举”迅速传遍整个番禺,更多不法之徒纷纷前来巴结,送钱送物,朱亮祖以“下不为例”一一笑纳。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如此一来朱亮祖表面上成了土豪劣绅、流氓恶霸的大佬,实际他成了别人驱使的一条狗还犹不自知。一家姓罗的财主先用金钱巴结,再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献给朱侯爷做小老婆。朱亮祖财色兼收,自然大喜过望,跟罗财主就成了一家人。罗家本来就是当地一霸,现在成了侯爷的丈人,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罗家不仅强占别人的田地、房产,强抢别人的妻子、女儿,还带着一帮恶奴寻衅滋事,横行乡里,百姓们对罗家是恨之入骨。状告罗氏的材料如雪片似的飞到县衙里,不少民众甚至在路上拦轿喊冤。道同明知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正义心驱使他非要惩治罗氏一门不可。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罗家兄弟。朱亮祖听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一声令下让士兵包围了县衙,硬生将罗家兄弟抢了出来。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道同一个小小县令虽然无法正面抗衡统辖一方的大员,但他有权向皇帝上书,当今皇帝一再倡导廉洁,严惩贪腐,并鼓励地方官吏控告权贵。对,就参他朱亮祖一本,朱亮祖的种不法行为,一条条、一桩桩都是现成的,信手就来。

可当道同把奏章写好后,冷静过来一想,朱亮祖是炙手可热的侯爷,是皇帝作为亲信派来弹压地方的大员,皇帝会听信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弹奏,处置一个朝廷勋爵吗?就算朝廷派人调查,下来调查的人又敢为百姓去得罪权贵吗?到时还不是自找难堪,甚至还会搭上自己的老命!

道同思量再三,又考虑到既然已经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他朱亮祖岂肯善罢甘休,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将自己置于死地,既然如此,干脆豁出去了。倘若皇帝看到自己一腔热血的奏折有所感悟,既可以为民除害,又能保住自己一条小命,岂不是好事一桩!

道同当然不敢奢望能扳倒朱侯爷,可姓朱的却要放倒他了。朱亮祖手下那几个舞文弄墨的幕僚,这帮吃饱了专门琢磨事的家伙认为,按道同的倔脾气,肯定会向朝廷打报告,因此他们向朱亮祖建议,与其被动等着别人来告,不如先发制人。于是一封弹劾番禺县令的奏章就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飞往南京。

军队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道同的奏折还在路上,朱亮祖的奏章就已经摆在了朱皇帝的案头上。一个地方大员居然有闲工夫去弹劾一个小县令,让朱元璋想不重视都难,一看内容,果然非比寻常:番禺县令道同目无长官,以下犯上,排挤大臣,还以蒙古后裔自居,勾结何真旧部聚众滋事,鱼肉百姓,其情可疑,其心可诛!

不得不佩服写奏章的枪手,字字戳到朱皇帝那敏感的心窝里。这还了得,朱皇帝拍案而起:杀!

一道“斩立决”的手谕迅速交到执行人手里。朱亮祖安插在京城的眼线当即买通前去广州的使者,弃船就陆,提供驿站的马匹,六百里加急。

朱元璋接到道同的奏折时,写奏折的人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五天的鬼了。这位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县令列举的永嘉侯朱亮祖贪污受贿、赏恶罚善、助纣为虐、为害百姓的种种罪行,每条每款都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奏章的最后,道同将自己因为打击黑恶势力,得罪了朱亮祖而遭到其鞭笞凌辱,以及百姓身处水深火热而投诉无门的悲惨处境,字血、声泪地告诉了皇帝。

朱元璋把奏章反复看了三遍,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一个封疆大吏跟一个七品芝麻官过不去,原来如此。朱元璋在叹息:道同官卑职微,在遭到达官显贵的围攻时,却敢于同黑恶势力抗争,实在是难能可贵!那朱亮祖竟然胆大包天,捏造谎言,利用职务之便恶人先告状,实乃死有余辜。当即命令派飞骑追回之前发出的手谕,并传道同一同进京见驾。然而,一切都晚了,使臣赶到广州,道同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朱元璋仔细推算了一下日期,马上得出结论,朱亮祖从中捣鬼!怒不可遏的他,当即又下一道谕旨:锁拿朱亮祖及其儿子朱暹一同进京!朱暹当时正担任广东卫指挥使。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镣铐叮当地被带进了午门。一见充满肃杀之气的皇帝,朱亮祖害怕了,急忙膝行向前,以头撞地,哀声哭求宽恕道:“陛下,臣知错了,臣罪该万死,求您看在臣跟随您老人家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的分上,就饶臣父子一命吧!”朱暹也跟着一起哭求。

朱元璋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狠地说道:“留下尔等性命,只会瞒上欺下,为害百姓,残害清官!”随即大手一挥:“来啊,给朕狠地打!”那帮凶神恶煞的打手,就像恶犬听到主人的招呼一样,猛扑上去将朱家父子打翻在地。一顿催命棍过后,朱家父子血肉横飞,气绝身亡。朱亮祖死后,朱元璋并没有忘记他的功绩,下令以侯爵的待遇进行安葬,并亲自撰写墓志,评价其一生功过。而对于道同的冤死,朱元璋感到十分惋惜,番禺百姓则是万分痛惜,都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

因 “谋反” 被诛第一人

朱亮祖被杖杀了,可他并不是第一个因“谋反”而死的功臣,“拔得头筹”的是资历更老、功勋更加卓著的德庆侯廖永忠。

朱元璋如何杀功臣(一口气读完大明史: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始末,杀与不杀皆归尘土)

廖永忠是巢湖水师旧部,是与他哥廖永安一起随巢湖水师归附朱皇帝的。当时廖永忠在众多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得到这对支水师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饶有情趣地问廖永忠道:“你年纪轻轻,难道也想要获取富贵吗?”廖永忠很会说话:“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正是在下的生平志愿!”他的这番极有远大抱负的回答,得到朱元璋高度赞扬。廖永忠本人也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最终封侯。但一个人把理想定得太高、愿望过于强烈,往往会坏事,至少在别人看来是有野心的表现。

巢湖系势力加盟朱元璋军事集团后,就成了朱元璋嫡系中的杂牌。因为他们是集团性加盟的,在组织和情感上与淮西旧部肯定会有一定的距离感。廖永忠兄弟与冯胜兄弟的情况极其相似,他们都得到朱元璋的器重,尤其是身为兄长的冯国用和廖永安更是被引为心腹。冯国用文武兼备,帮助朱元璋确立了谋定天下的大计,为亲军都指挥使,后又帮助朱元璋摆脱郭子兴走向独立。廖永安则协助朱元璋成功兼并了巢湖水师,并铲除异己分子李扒头等人,积功授管军总管。

朱元璋占领南京不久,冯国用病死,廖永安在与张士诚手下悍将吕珍的交战中被俘。说起来朱元璋也有点不厚道,当时张士德就在他的手中,张士诚提出用廖永安交换,但朱元璋宁愿看着廖永安去死也不同意。就有人私底下议论,如果换作是淮西系将领被俘,情况可能会有不同。虽然两人的死,朱元璋都表现出了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可到底有几分真诚,只朱元璋自己清楚,不过明朝建立后,两位先烈都被追封为公爵,一个封郢国公,一个为郧国公。

廖永忠和冯胜开始都被哥巨大的光环所掩盖,都是在哥死后取代他们的位置,而崭露头角的。

随后,廖永忠征战四方,战功赫,明军水师打到哪,哪就有廖永忠矫健的身影,尤其在鄱阳湖血战以及武汉围攻战中更是有着上好的表现。朱元璋亲笔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做成牌匾送给廖永忠,以示嘉奖。

在战争年代,廖永忠的表现和忠诚令朱元璋挑不出半点毛病,只是他忠诚得有点过了头,以至好心办了一件连朱元璋都感到不齿的事。朱元璋到安丰救回小明王之时,由于当时应天宫殿正在建造中,加上接一个皇帝到自己的身边也是碍事,所以朱元璋暂时将其安置到滁州。朱元璋恭恭敬敬地对小明王说,等应天宫殿建成,一定迎请他到应天居住。朱元璋经过一系列动作,如自立为吴王等,表示已经摆脱了龙凤政权后,为兑现诺言,就派廖永忠去迎小明王。

不想廖永忠思想太过活跃,过度解读了朱元璋的用意,为了邀功请赏,竟然在半路谋害了小明王,让朱元璋无端背上了弑君杀主的黑锅,落下千古骂名。因此,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作为巢湖水师仅存的一面旗帜,本该封公的廖永忠只给封了个侯爵。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忘我抗敌,可谓奇男子。但却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所以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为公。”

这是摆上桌面的话,说他“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指的是他跟杨宪非同一般的关系,也许他真的通过杨宪为其“美言”试图达到封公的目的,但真正的原因是廖永忠到滁州迎接小明王前,曾找杨宪密谋过。杨宪与刘基又走得很近,刘基对红巾军怀有刻骨之恨,朱元璋要去救安丰时就遭到他的极力反对,所以,杀害小明王的主谋到底是谁已经成了谜案。而公布功臣名单之前,杨宪已经被诛杀了,廖永忠很可能受到了影响。

廖永忠是艰苦朴素过来的,他将小明王沉入了水底,却没舍得把他的一应用品让水冲走,而是带回了应天。朱元璋当时虽然生气,但估计只是口头严厉批评了几句,没有做进一步处理,就将廖永忠带回的物品挑了部分留下,其余的让身边亲近的大臣各取所需拿回去自己用了。廖永忠近水楼台先得月,估计小明王用过的好东西没少往家里搬,这就等于把一颗定时炸弹搬回了自己的家中。

本来以为干了大功一件的廖永忠却适得其反,尽管后来也参与了平定两广、平灭蜀夏等一系列战役,但他始终是作为副将跟随汤和、徐达作战,再也没有单独领兵的机会了。蜀地全部平定后,朱元璋写成《平蜀文》对参战人员进行表彰,其中有“傅一廖二”的评价,但对廖永忠除了“奖赏甚厚”外,没有给他更高的头衔。

廖永忠失落之余只有在家偷偷穿绣有龙凤图案的服装,使用皇家器皿以自慰。这种事情在封建帝王统治的历朝历代都是犯罪行为,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洪武八年(公元前科之人,朱皇帝一直不敢掉以轻心。至于为什么偏在此时遭到检举,据考证,此前朱皇帝患了一场大病,对于很少生病的朱皇帝来说,每次患病都给他一种深的恐惧感,考虑问题就特别多而复杂,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日日夜夜,有一个名字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名字就叫廖永忠。

因为当时的廖永忠异常活跃,常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其“辅佐”老师的责任。这可犯了朱皇帝的大忌了,他从来不喜欢武将与文人搅在一块,更加忌讳武将插手朝廷事务,所以,“不安分”的廖永忠是该被敲打了。

当廖永忠被五花大绑推到朱皇帝面前时,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因为他亲眼看到皇帝派去的人员把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把之前小明王留下的遗物全部当成罪证,其中包括床上用品、器皿、鞍辔、靴镫等。病恹恹的朱元璋问他:“廖永忠,你知罪吗?”他直直地看着皇帝那张比普通人长出三分之一的脸,那张以前总是远仰视,从不敢近距离仔细打量的带有威严而又充满杀气的脸,很平静地回答:“以前不知,现在知道了!”

朱元璋以为廖永忠还有其他不被掌握的“罪行”,当即打起精神问道:“那你说,自己所犯何罪?”

廖永忠的嘴角泛起一丝古怪的笑容,说:“古语云‘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如今天下太平了,臣自然有罪了!”

朱元璋见他如此回答,知道对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用意,但他不想输在道义上,于是故意用揶揄的口气说道:“你当自己是韩信,朕是汉高祖?你问问自己配吗?朕又是那种人吗?”

伸头是一刀,缩头也一刀,廖永忠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说:“臣配不配当淮阴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后人说了算。今日之事,陛下心里清楚,臣也明白,算是君臣心有灵犀吧,也不枉臣跟随陛下出生入死那么多年!”

这话太扎心了,朱元璋挥手示意将廖永忠带下去。廖永忠说得没错,自从在定远李善长提出要效仿刘邦之时,这么多年来他朱皇帝处以汉高祖为榜样,他的很多思想和行为都在有意无意地师承刘邦,这对跨越一千六百多年时空的帝王竟然成了师徒。

不管怎么说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就得把文章继续做下去,于是刑部赶紧将从廖府搜集来的物品列成清单,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罪名张榜公布。

德庆侯廖永忠毕竟是有免死铁券的功臣,除了谋反罪,不能直接判处死刑,刑部将他丢进天牢折磨得奄奄一息后,秉承皇帝的谕旨将其重责四十大板,再勒令他回家反省。可叹曾经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回家没几天就死不瞑目地撒手人寰。

廖永忠事发之时,他的亲密战友、亲家翁,同样是难兄难弟的汤和正在中都施工现场督工,等他得知消息赶回南京打算替战友求情时,廖永忠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好歹见了最后一面。廖永忠一入土,汤和赶紧返回凤阳,免得又落下一身不是,这么些年来,他也是如履薄冰。他知道自己那个发小儿,疑心病越来越重,而且是抓住辫子就永远不放手的人。那还是在驻守常州时,聪明一世的汤和却犯了一次糊涂,当时,他有事情请示朱元璋,遭到朱元璋无情否决。汤和爱喝酒是出了名的,心里不痛快的他几杯黄汤下肚后,想到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竟然连点面子都不给,不免发起了牢骚:“我汤某镇守此城,就如同坐在屋脊之上,顾左则左,顾右则右!”这句极其隐晦的牢骚话最终还是传到了老朱的耳朵里,常州是朱元璋与张士诚势力的接壤处,难道你汤和想做墙头草不成?

朱元璋让自己的义子严密注视汤和的同时,还把账给汤和记下了,这一记就是一辈子。汤和是很久之后,才了解事情的缘由,想到这句将要纠缠自己一生的醉话,汤和从此夹紧尾巴、管住嘴巴,不敢再有丝毫的大意,皇帝的眼线二十四小时地盯着自己呢。

在幕僚的提醒下,汤和将家里几件作为纪念品留存的龙凤器物烧的烧、埋的埋,彻底“销尸灭迹”。可有人不像汤和做得那么彻底,其中就有一贯小心谨慎的长兴侯耿炳文,他认为既然是皇帝赏赐的物品,毁之不敬,就将之封存起来,以为自己不用就没事了。到永乐皇帝朱棣上台后,耿炳文又成了因“僭用龙凤御品”而死的人,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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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如何杀功臣(一口气读完大明史: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始末,杀与不杀皆归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