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哪里回收相机(看了昆明马叻和他收藏的300个相机,我想知道昆明曾发生过什么)

撰文 | 烟熏猫

摄影 | 得住

昆明哪里回收相机(看了昆明马叻和他收藏的300个相机,我想知道昆明曾发生过什么)

过五旬的马叻夫妇,住在日新路一个安静的小区里。

大降温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屋外飘着冰粒子,屋里古色古香、纤尘不染。这个热情的昆明知识分子家庭欢迎了我们,带我们去看他们的收藏。

四室两厅的住宅,有三间用作陈列室,摆满300多台相机和几十台录音机、电影机……堪称私家物馆。一个昆明人30年的记忆,从这里汇入城市的海洋。

听马叻讲这些宝贝的故事,也就看到了他藏在时间皱褶里的青春——

八九十年代的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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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昆明人惊喜地发现,城里飞来了一群雪白的小精灵。

大量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盘旋在翠湖、盘龙江、溥润桥、南太桥……当时的盘龙区城建环保局立刻组织专人给它们喂食。

惊叹这一奇观的人群中,就有刚满20岁的马叻。

几个月后,他在武成路的西湖照相馆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苏州产的虎丘牌,价格145元。当时,他一个月工资才27元。

1986年春节,工人文化宫举办昆明市青工摄影展,马叻试着把自己拍的海鸥拿去投稿,居然得了个二等奖。

怕不是真有点儿摄影天赋吧?你看,一个文艺青年就是这么入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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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叻一样,在很多年的岁月里昆明人只要想起红嘴鸥就想起热闹的蓝天和快乐的翅膀

马叻出生在吉林,6岁时随父母回昆明老家,在部队大院长大。

红嘴鸥飞来那一年,他刚从北京自动化工程学校毕业,开始在云南电视机厂上班——就是生产“山茶”牌彩电的企业。

云南人都是家乡宝嘛,不管走多远,终究还是要回来。

如今55岁的马叻,昆明口音中还能听出北方腔调,一个洒脱又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不过说起小时候,就没那么稳重了。

“拆家,就是喜欢拆机器,家里的收音机被我拆得全是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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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一间房子的照相机,而且全是胶片相机。

热爱机械的男孩很多,马叻又是其中最热血沸腾的一个。那些散落满家的半导体,有些运气好拼回来了,有些则永远成了零件。

也幸好有了收音机练手,轮到相机时就安全多了。

初入摄影爱好圈的马叻兴致勃勃,在没有朋友圈的年代,三天两头混迹于金马寺、张官营旧货市场,找昆明的同好们交流。

快门声、过片声,机械的质感如此迷人。

有时正在拍东西,听到背后一声“咔嚓”,声场比自己高出好几个段位,立刻就知道人家用的是好相机,“赶紧让开一点儿”。

入坑越深,他也越发看清了自己:比起拍照,最痴迷的还是机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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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如今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调侃:这是一门“用光”的艺术,首先就是要把钱用光。

30多年过去了,马叻收藏的照相机已有300多台,全是胶片机。年轻时的大部分工资,都砸在这满满一屋子玻璃柜里。

大画幅、中画幅、使用110胶卷的“间谍相机”……不少相机罩上了防氧化的塑封,金属部件幽光流转,呈现出精密的机械美学。

每台相机都有自己的故事。马叻觉得它们像树的年轮,可以让人不知不觉看上一整天。沉甸甸的机身拿在手上,心里就汩汩流淌出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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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生产的柯达古董方箱机,用的还是玻璃底片;单反相机的鼻祖Exakta,在世界相机发展史上大名鼎鼎。Mamiya RB 67,曾经昆明记者们最爱用的相机,一般人家买不起。

还有柯尼卡Auto DATE,马叻第一次见它是岳父从香港带回来的。绝了,从没用过这么好用的傻瓜相机。念念不忘的他又自己收了一台……

而作为一个见证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变迁的人,马叻对国产相机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刻情感。它们很多仿制于国外相机,凝聚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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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曾拥有那么多品牌的相机。

东方、海鸥、华蓥、华山、长江、虎丘、佳丽、上海、红梅、珠江、三友、熊猫……其中东方相机也是马叻的心头好,从一代到四代都有收藏。

同一时期的昆明,也曾涌现出著名的工业“四朵金花”——兰花牌电冰箱、春花牌自行车、山茶牌彩电、白玫牌洗衣机。

1988年,马叻所在的云南电视机厂,“山茶牌”彩电开始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然而在接下来的短短10年间,它也和中国的照相机工业一样,从巅峰走向了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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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叻曾经工作过的云南电视机厂如今已成为了LOFT商业中心“C86山茶坊”

1997年,云南电视机厂全面停厂,“山茶牌”彩电再也没能出现在商场货架上。昆明一大批国营企业在这个漫长的黄昏里,江河日下,让人唏嘘。

也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全国37家国有大中型照相机生产企业转场的转场,破产的破产,合并的合并,工业体系基本解体。

如今马叻的陈列柜里,尚未停产的国产相机品牌只剩下“两只鸟”——海鸥和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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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582相机

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命运不值一提。而陈列柜安静的一隅,仍然能看出些许蛛丝马迹,流淌出那个年代细细的哀伤。

金色莱卡机身贴着蜥蜴皮,躺在绒面盒子里;旁边就曾经的国产仿款——上海582相机,除了银色机身,细节都几乎一模一样。

多年来,主人把它俩都打理得体体面面,像是精彩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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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叻的印象中,昆明满大街自行车的景象,在1987-1989年之后开始有了明显变化,“私人的摩托车多起来了。”

八十年代初相对单一的物质生活过去了,生活变得更热闹也更新奇。

当时的报纸也好看,堪称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看到“向你介绍几种背心样式”,爱美的姑娘就把剪报留起来。看到“照片调棕”的实用小技巧,男青年们就双眼发亮。

马叻的父亲马志荣先生是《春城晚报》的老通讯员,擅长漫画,马叻也伴随着报纸长大。至今,他家里仍然留存着1979年《春城晚报》的试刊号以及1980年的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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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看,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听到这句话时,我正看津津有味地翻阅旧报纸,有一期“答读者问”的标题居然是《什么是拜伦式英雄》。大家猛地被拉回现实,面面相觑。

2020年的社畜年轻人,梦想大概就是……买房?

马叻哈哈大笑:“我们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梦想是买一台双卡录音机。”

对哦,在没有“不讲武德”也没有“耗子尾汁”的年代,年轻人普遍热爱诗歌和吉他。适合认真地讨论文学,也适合对着录音机真诚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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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叻的第二间收藏室里,摆满各式各样的录音机和收音机。一台火红的夏普双卡是其中最靓的崽,精细的做工,两圈乌黑的大喇叭,透着价格不菲的傲娇。

看来梦想早就实现了啊。

说贵,确实也贵。一台单卡录音机要攒半年工资;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双卡录音机更是“天价”——1000多元,足足要攒两年工资。

当年在昆明帅哥靓女最集中的东风广场,如果谁有一台录音机,周围定是里三层外三层。不夸张地说,有录音机的男青年,认识姑娘的数量都是别人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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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东风广场片区高楼大厦林立,地铁在此交汇跳舞的人们老去,“广场”也已不知在何处

音乐,一直都是年轻人精神世界的支柱。

1992年,崔健在东风体育馆开演唱会,昆明乐迷们打出“等也是一团火”的标语,给他一点颜色。“整场晚会几乎变成大合唱……数位女青年跑到舞台上献花;一位头戴景颇包头的男青年把一把景颇汉子用的长刀送给崔健,表达对他的爱……”报道现场的《春城晚报》写道:愿我们可爱的春城观众别变成失控的“发烧友”才好。

而对于马叻来说,听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以及风靡一时的香港爱情音乐剧《水仙》。

读书时,他就因一部饭盒录音机成了宿舍里的风云人物。至今,老同学仍然喜欢来马叻家里,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起听《水仙》,他们管这叫“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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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时候起,马叻家就有一台东芝单卡,那也是他收藏的第一部录音机。

如今,这个收藏数字已经变成了30多台。密密麻麻的录音机和收音机、黑胶唱机、胶片电影机陈列在一起,还有磁带、CD、连环画、杂志……

一个人30年青春记忆,饱满真实得令人羡慕。

邓丽君和崔健如今仍然流行,而播放音乐的载体,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会想,父辈们尚能抱着满屋子磁带和CD回忆往昔,我们互联网听歌一代,又该不该给几十个T的内存买伤亡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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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正在远去。55岁的马叻坐在自己的收藏中间,遥望它的背影。屋子里是他的、也是这座城市曾经的生活现场。

2020年的昆明,商业写字楼和CBD鳞次栉比,数字化无处不在,整个世界都在耳边高速运转,4G时代还未结束,5G的风声已响。

时代的交织和碰撞,也总会让人莫名想起那首诗:当我困惑地坐在你们中间/就如同你们坐在世界中间/谁能说谁一无所有/谁能说谁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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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叻至今保存着泛黄的献血证、购煤证、自行车证……这个认真的昆明人,喜欢把所有生活的细枝末节妥善收藏。

如今,“献一次血休假半个月”的讲述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我们嫉妒地用网络流行语“打工人”自嘲,马叻却笑着说你们有更好的未来。

马家刚上一年级的小孙女不时好奇地跑进屋,马叻怜爱地调侃:这是咱家最爱惜这一屋子收藏的人了,她是在看你们有没有乱碰她的东西呢!

小女孩不好意思地跑了。闪亮又不可预知的未来,还在远方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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