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代又一代群众心中的红色印象。每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尽管毛主席的画像在数十年的沧桑历史之中换过好几次，但无论是哪一幅，看起来都是那样地栩栩如生，宛如毛主席在世一样传神。不过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在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背后，付出的却是新中国四代画家的毕生心血和努力。

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首任画师：周恩来点名选择周令钊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动之前，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率领代表在六国饭店接待国民党的南京代表团。开会之前，时任北平国立艺专实用美术教师周令找带着全体美术系学生负责会场布置工作，他将自己绘制的一幅毛主席戴着着八角帽的油画挂在了会议室之中，周恩来看到之后非常满意。

到了9月新中国开国大典准备工作的时候，周恩来点名周令钊负责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绘制工作。于是，周令钊和妻子兼助手陈若菊两人就按照北平市委的指示来到天安门，在天安门城墙外面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绘制工作。

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的脸上应该是充满了胜利的微笑，因此再三斟酌之后，周令钊决定就使用当初北平和平谈判时所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照片作为蓝本。

不过，要将一张小画像放大成为巨幅画像，就必须掌握好比例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放大格尺、打素描底子。为了防止尺寸不够，周令钊便和妻子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到场就跑到天安门城楼附近打格子、画素描，一干起来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天黑看不见才罢休。两人的分工是这样的：周令钊主要负责绘制毛主席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妻子陈若菊则是负责提着颜料桶，为毛主席画像上灰色军装的位置大块大块地添加油彩颜色。

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之后，一幅严整端庄、栩栩如生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完成了。9月30日上午，担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同志特地前往天安门视察，他对这幅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表示满意，但对于毛主席衣领敞开的问题提出了建议：“虽然敞开的衣领体现了毛主席浪漫主义的情怀，但毕竟这是开国大典，领子上的口中还是扣起来比较好。”

遵照聂荣臻的建议，周令钊和陈若菊立刻修改了衣领。随后，完成的毛主席巨像就被工人们连夜挂在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之上。可到了半夜，周恩来前来对开国大典的布置工作进行最后检查，赫然发现画像下有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于是立刻命令周令钊连夜修改。本来，这五个小字是原先画像上就有的，也是北平市委研究决定加上去的，但周恩来觉得很多余：“赶快去掉，这又不是展览会！”

于是，刚刚睡下的周令钊立刻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天安门，他发现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天安门，四周的聚光灯也已经打开，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将画像取下来进行修改了。于是，周令钊决定稍微延长毛主席画像上的衣服长度，用来覆盖这五个字。在工人的帮助下，他一手提着颜料桶，另一只手拿着画笔爬上梯子，为下面补上相同颜色的颜料，为了保证比例协调，周令钊还细心地在衣服上多加了一个扣子，保证画像整体比例的协调。

10月1日上午，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两人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看到自己的画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熠熠生辉，他的心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激动。虽然周令钊还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人民币图案的设计，但真正让他“一画成名”的还是开国大典他画过的毛主席画像。从此之后，周令钊成为了“国家名片”的设计师，先后设计了《狗年》《四大名楼》《国庆十周年》等纪念邮票，名扬天下。

群策群力共绘毛主席巨像：第二代画师张振仕功不可没

从1950年开始，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就有了严格的要求：在毛主席领袖像画完之后，都需要经过中宣部、文化部的相关专家仔细审查、认真评定之后方可悬挂。为了挑选毛主席画像的摹本，时任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副主任的辛莽被胡乔木请到了中南海，请他挑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

说起辛莽，在延安的老同志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他1939年就进入延安鲁迅美术系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美术室的画家们曾经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激情，绘出一些高质量的领袖画像，在这其中，辛莽脱颖而出。而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也都称赞道：“辛莽是画毛主席的专家。”

最初辛莽选定了一张毛主席的免冠照，这张照片上毛主席的眼神略微向上，是一张半侧面画像。为了画好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门口悬挂的这幅毛主席巨像，辛莽带着几位从解放区出来的画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其中画家左辉、张松鹤等人负责具体绘制工作，辛莽站在远处观察指挥，最后再对细节进行修改工作，担任着类似于“导演”一样的工作。

可是不曾让辛莽想到的时候，这幅画像挂出之后，群众风评不太好，他们认为毛主席侧身只有一只耳朵不好看，并且由于眼光向上，政治含义也不太好，北京市领导听说之后也要求更换。辛莽只能重新挑选另外一张合适的毛主席像重新绘制，并且在1950年“十一”挂出。

从1952年“十一”开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央美术学院供应社肖像股股长张振仕的身上。要用十几天的时间完成这样一幅高达6米、宽达4.6米的巨大画像，其中的困难自然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加紧完工，张振仕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画就画到半夜。

由于毛主席画像的画面很大，张振仕只能在天安门背后搭了一个临时工棚进行绘画。这一年的9月，北京的天气十分寒冷，到了晚上更是如此，张振仕往往还没有画几分钟，手脚就冻得冰凉，而这个工棚又是建在天安门的背阴处，张振仕的手脚经常被冻得不听使唤。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张振仕经过十几个昼夜的努力，终于将毛主席的画像成功画成了。9月末的一天，张振仕早早就赶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一天要悬挂他完成的毛主席肖像。当时，除了解放军战士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之外，有关部门还专门从北京的一位工厂找来了一辆吊车，使用了几位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过关的吊车师傅。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这幅重达2吨的毛主席画像终于顺利的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之上，大家都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

后来，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幅毛主席画像之后，认为张振仕画得十分认真，很接近毛主席本人的气质。因此从1952年开始直到1963年，张振仕就成为了为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专职画师”，以每年一幅的速度进行更新。他所绘画的毛主席，很容易引发人民的共情，使得天安门群众在重要节日都能够产生对毛主席的敬仰、激动之情。

张振仕工作繁忙，王国栋接班：第三代画师与毛主席画像的点点滴滴

从1964年开始，张振仕因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画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北京市美术公司油画组的领导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重任交给王国栋同志负责。

事实上，公司领导并非临时起意，王国栋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油画家。王国栋出生于1931年，幼年便喜欢绘画，在北京西单商场学习炭画。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拜苏茵为师，专门学习民族画法，画技日渐精进。1956年，王国栋调任到北京市美术公司任职，专门从事领袖绘画的工作。

在当时，绘制领袖人物肖像，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根据照片，这对于王国栋来说可谓是一个遗憾，因为如果想要真正画好一个人，还是要亲眼见过才容易刻画他的神情。不过当时，一些偶然的机会，为王国栋创造了能够直接见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机会。在那时，每年国庆节，新中国都会邀请一些外国领导人共度国庆佳节，而在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就十分繁忙，在北京各处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而刚巧，北京市美术公司的工作就是负责机场标语的更换工作，有的时候一天要换好几个标语，因为要迎接好几位外国领导人的到来。虽然王国栋经常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却在暗中观察着前往机场的中央领导人的神态和表情，其中他最常见到的便是周恩来总理。在多次反复的观察之中，王国栋发现周总理为人雍容大度、平易近人，而平时用照片临摹出来的画像很难将周总理的表情展现出来。

大约在1960年的时候，王国栋得到了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亲自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公司领导就嘱咐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将王国栋等同志安排在靠前的位置“站地方”。不久之后，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走入人民大会堂，王国栋虽然心情很激动，但依然忘不了公司交给他的任务，他开始对毛主席进行细致地观察，毛主席眉宇之间所流露出的慈祥感情，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1964年，北京美术公司将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王国栋、陈永贵（作者注：画家，其毕业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主要学习西洋画法）和金石三人负责，其中由王国栋具体负责。满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毛主席的无限喜爱之情，王国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绘画之中，这次他选择了毛主席的一幅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作为参考，尤为注重对毛主席眉宇之间神色的描绘，力求在表现毛主席神色自然的同时，凸显出毛主席性格机敏和睿智的一面，这些灵感，正是他通过毛主席的眼神感受到的。

当然，要想画好毛主席的巨幅立绘，空有满腔热血和事前规划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良好的绘画技巧。作为知名画师，王国栋十分注意吸取前辈的经验和技术，兼收并蓄，在自己民族绘画的基础上，向陈永贵请教西洋画法。由此，王国栋在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之中，既能够准确把握人物轮廓，又能够精确把握油画色彩，用中国老百姓喜欢的颜色给毛主席上色，使得他绘制出来的毛主席画像十分具有民族特色。

在负责毛主席画像的十几年工作时间之中，王国栋曾经遇到了不少难题：首先，毛主席的画像十分巨大，在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这么大的画布，只能用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由于拼接技术问题，导致画面出现了两道直贯上下的印痕，影响画像整体的美观性。

后来，有部分群众写信到中央要求解决毛主席画像的这一问题，天安门管理处得知之后立刻派王国栋去哈尔滨亚麻厂求援，但发现这里的织布机宽度不够，于是后来又找到天津地毯厂。经过两厂技术人员的联合努力，终于纺织出了整版的宽幅亚麻布，王国栋对这种亚麻布十分满意，当时纺织出的布料足够使用10年。通过这种方式，王国栋终于保证了毛主席画像的美观度。

毛主席巨幅画像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防水性问题。在当时，毛主席的画像是用一种略微倾斜的角度悬挂在天安门之上的，但每逢阴雨天气，位于毛主席画布之后的五合板就很容易受到雨水侵蚀，很容易影响毛主席画布的色彩。王国栋很快找到了负责生产底板的相关厂商讨论这个问题，最终决定用耐腐蚀的铝合金板放在原先的五合板背后，这样就保证了毛主席画像长期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不变色。

1966年，中央领导指示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画一张更好的毛主席画像，王国栋等人立刻创作出新作品，放在毛主席开会的沙发旁边，希望毛主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建议。后来，王国栋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美术公司，金石和陈永贵继续留在天安门工作。为了能够很好地观看和揣摩毛主席的神情姿态，公司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两个高倍望远镜，经过特批之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他们被允许站在金水桥附近高举望远镜观察毛主席的神情姿态。

不过从1967年开始，王国栋的处境就开始日益艰难，其原因便出自1967年天安门忽然挂出的一幅毛主席正面油画像，这幅画像取代了之前王国栋的那一幅。之前，有些群众对王国栋所画的半侧面像有意见，认为毛主席画像上只有一只耳朵，是“偏听偏信”的表现，因此王国栋自从回到美术公司之后就没有消停过。对此，王国栋百思不得其解，但却依然坚持如我，并没有在异样的目光之中倒下。

好在3年之后，王国栋终于重新恢复了工作，再一次回到了天安门为毛主席画像。不过此时，天安门所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已经是正面像了，因此他自然只能放弃之前苦练了多年的半侧面像，跟着画这种正面像。此时，王国栋已经深刻感受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于是在1971年，葛小光成为了王国栋的学生，王国栋开始着力培养第四代为天安门画毛主席像的年轻弟子。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毛主席与世长辞，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王国栋不禁潸然泪下，这对于一生专注于画毛主席巨像的王国栋来说可谓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在悲痛之中，王国栋怀着沉重的心情为毛主席画了最后一幅毛主席巨像。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哀思，他将画像颜色调得很淡，将自己的无限哀思寄托在画布之上，他曾经对别人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毛主席画巨幅画像了。”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被换成了新华社拍摄的巨幅黑白照片，在追悼会结束之后，便换上了王国栋为毛主席所画的最后一幅画像。

此后，王国栋将绘制天安门毛主席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徒弟葛小光，自己则默默在1992年退休，向北京市捐献了自己北京的17套房产。2019年，这位无私而伟大的画家带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和缅怀逝世了，他的生前身后是那样地默默无名。

第四代画师葛小光，接过了师父的画笔：毛主席是我的朋友

1992年国庆前夕的天安门前，20多名天安门工作人员负责将一张新的毛主席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上，和往常一样，周围的群众数量很多。围观群众纷纷窃窃私语：“咱们竟然能看到换像，真不错啊！”还有人说：“毛主席的画像越来越传神了！听说画像的人已经出国了。”天安门群众议论纷纷地讨论，说明群众们对为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画家也有了种种的神秘感。

那么这幅毛主席巨像的作者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葛小光同志，他是为毛主席绘制巨像时间最长的一位画家，至今依然坚守在这个光荣和神圣的岗位之上。

1953年，葛小光出生于北京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之中，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对于孩子的爱好，葛小光的父母十分尊重，因此努力培养孩子在绘画方面的天赋。1971年，年仅18岁的葛小光来到了北京市美术公司工作，师从王国栋开始学习领袖油画绘制工作，为了能够练好油画，葛小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上世纪70年代，正是一个人心浮动的时代，可葛小光却丝毫不受外界影响，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出门，前往北京景山、故宫以及附近的农村之中写生，一直工作到晚上看不见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合上自己的画箱。数年时间之中，他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无论风霜冰雪，他从未停止过练习，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如此频繁地练习，就无法练就扎实的绘画技术。

1976年，师父王国栋封笔，葛小光从此继承了绘制天安门毛主席巨像这个光荣的任务。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国庆节前夕，天安门的毛主席画像都要换上一幅新的画像，每一幅都有葛小光亲自创造，每一张毛主席立绘基本都会和前一张有着某些不同之处。

前辈们的经验和出色的悟性，让葛小光很快就找到了绘制毛主席立绘所要精进的问题所在。在实际创作之中，他深深感受到，如果仅凭借着临摹一两张照片，是很难体现出毛主席的神情面貌的，要想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再现，光靠看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葛小光先后搜集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从各个角度了解毛主席丰富的内心世界。为此，他专门准备了一本相册，里面放着他从报纸上、从新华社收集到的能够体现毛主席精神面貌的各种照片资料，随时作为自己的参考素材。

1977年接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任务之后，葛小光的主要工作地点被放在了位于天安门城楼西北军的画像棚之中。之前，几代画家都是通过临时搭建工棚的方式创作毛主席画像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在天安门附近建立起一处半临时性质的地方，并且一直使用至今。

这座位于天安门城楼西北角的简陋画棚，是一座用铁皮搭建的、面积大约有90平方米的屋子，这里房间的顶部使用玻璃搭建，为的是能够让阳光自然的照射进来。每年的国庆节前夕，正是北京“秋老虎”未去的季节，铁棚子之中没有空调，气温很高，这也是每年葛小光最为紧张的时刻。虽然后来为了散热，房间之中增加了一个落地风扇，但对于整间屋子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在如此炎热的环境之中，葛小光为了创作新的毛主席画像，一画就是四五个小时，耗尽了大量的心血和脑力。

为了创作毛主席画像，葛小光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天安门旁边，从未因此懈怠，甘愿付出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作为画师的无限前途。改革开放之后，葛小光还在单位领着千把块的工资的时候，他的师兄弟却早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纷纷下海，名利双收；而虽然现在葛小光所绘制的毛主席画像是“无价”的，但他每个月依然领着公司发给他的3000多块钱工资，淡漠名利，从未羡慕过自己的师兄弟们，也不曾有任何的怨言。

不过，每当看到自己的作品挂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葛小光总是感到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对于我们这几代画伟人巨幅画像的画师来说，为毛主席画像，一方面是我们的荣耀，另一方面，也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政治任务。对于我们几代画师来说，我们首先应该踏踏实实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而不应该总是想着出名。要知道，毛主席的画像一旦完成，面对的就是亿万人民的审美眼光，这种荣誉感是没有办法用钱来衡量的。”

除此之外，葛小光还有一个规矩：他从来只画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除此之外，他从来不给任何人画毛主席画像，有很多中外富豪慕名重金求画，但无论对方出多少钱，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之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我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他、刻画他，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了钱出卖朋友。”

如今，无数群众们慕名前往天安门瞻仰毛主席画像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一句话：“真像！”在天安门面前群众称赞声之中，葛小光所创作的毛主席形象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认可，葛小光用自己的画笔，在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了解到了毛主席深邃的思想和大的胸襟。尽管如此，他依然谦虚地表示：“以后要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之中，不断地对毛主席的画像推陈出新，争取到达更完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