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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和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和抢米风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是国民政府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国统区广大城镇、乡村贫苦人民、学生被迫进行的反压迫、反内战、反饥饿斗争。

1、全国民变运动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和进行大规模内战，很快就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征兵征粮制度，以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全面内战爆发后，征兵征粮征税更为扩大。

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87%。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便大量发行纸币。至1947年春，已高达十四万亿元，较1945年底的纸币发行量，猛增七倍。随之，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激增到1947年6月止，较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上涨了三十三倍以上。

在征兵方面，1946年全国征兵50万人，除此巨大兵额外，还要追缴抗战时期的所谓“壮丁陈欠”。1947年征兵额增至150万。强征的劳役民夫更无法统计。国民党征兵人员，不分昼夜地强抓硬拉还乘机百般敲诈勒索。大批青壮年农民被抓兵拉夫，很多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致使农村劳动力锐减造成土地荒芜，农村经济破产。

征粮方面，1946年各地普遍歉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的田赋征实较1945年还增加了一倍以上。1945年为5900万担，1946年增加到1.18亿担。田赋征实一项，已使农村每一壮年农夫平均负担重达1担半，而历年积欠的追缴，军粮的收购征发，尚数倍于此。此外，农村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四川为例，光有明文规定的捐税就有240种。

一般自耕农的田赋捐税负担已达到其收获量的60一90%。田赋军粮、苛捐杂税，几乎刮尽了贫苦农民的粮食，使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计。为了生存自救，广大农村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只有奋起反抗。

从1946年下半年起，各地农民有组织的反抗抓丁、征粮的斗争已相当普遍。在国民党征兵征税越严重的地方，农民们的反抗越激烈，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向反动派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2、声势浩大的民变运动

到1946年9月，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普遍发生了民变运动，起义群众达到二十多万人。

到1947年1月，民变运动已扩大到四川、西康、浙江、陕西、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安徽、绥远、江西等省三百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到八十四万多人。

各地的民变运动，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参加的人数也最多。

1946年9月初，四川省民变地区三十多个县，参加群众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参加人数扩展到二十万人，大股一万几千人，小股三五十人不等，活动地区遍布全省的一百三十多个县。

1946年12月中旬，西康省起义群众约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便激增至五十万人，他们组成七路大军，活动于西康的九个县市。在同时期内，浙江、陕西、广东等省的民变地区都在二十个县以上，两湖、云南、安徽、浙江等省的起义群众也都超过一万人。

在民变的发展过程中，除农民外的一些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如工人、学生、手工业者，甚至国民政府的公务员、乡村中的中小地主也参加进来。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参加民变运动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例如西康的彝族、湘西的苗族，都是和当地的汉族联合起事的。

随着民变武装斗争的发展，民变运动的政治目的也越来越明确。各地的民变武装主要是攻击当地的各级政府、地方反动武装，这就使起义带有鲜明的反抗国民政府的色彩。

例如，四川的第十五专署就曾被民变武装长期包围，西康的雅安专署曾被起义群众占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地的乡镇公所和自卫队，经常被民变群众包围缴械，就连国民政府的心腹之地―—南京、上海，也有民变武装活动。又如广西的南宁、武鸣、宾阳、永淳四县的民变武装，还贴出了“反对征兵征粮”的标语。

容县、藤县、北洋三县的起义群众，还提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汉奸”，“实现独立民主和平”等口号。西康起义军甚至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浙江台州的民变武装，拥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和一百多艘海船，他们的旗号是“铲除贪官污吏”。还有些地区，如陕西商县的民变武装，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民选的县政府。

国民政府对民变运动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由于民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武装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之类的队伍已无法应付，遂调动正规部队来镇压。1946年，用来围剿民变武装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二十多万人。

可是民变武装是越剿越多，此起彼伏，而且国民党正规军被民变武装所剿的事也时有发生。民变的风起云涌，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民变运动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其后方起火，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配合、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战争。

3、“抢米”风潮缘何发生？

在民变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镇又掀起了“抢米”风潮。

据统计：上海米价，1947年1月，头等米每石为六万元，到5月份就涨至三十六万元，四个月内上涨了五倍。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上海，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一些零散摊贩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生死搏斗。在1947年5、6月间，“反饥饿”的抢米风潮又弥漫了国统区13个省份的大、小四十几座城市。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按最低需要量统计，稻谷不足六千万担，小麦不足五千六百万担。严重的粮荒和粮价的上涨，把农民和城镇一般居民特别是贫民通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为活命而斗争。

很多工人、城镇贫民无隔夜之粮，经常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1946年10月份，上海一家慈善机构收尸达一万五千具，1947年3、4月间，上海毙命儿童八千余。1946年广州三个月内就饿死了两千人。

据统计，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即达一千万人；仅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四省即有七千万人陷于饥。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人以上。

1947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粮价空前暴涨。1月初，上海每担米为6万元，5月初涨至30万元，5月7日又涨至36万元，四个月内竟涨了六倍。

许多地方更是有价无市或有市无货，形成严重的粮食恐慌，饥饿和死亡威胁着广大城镇贫苦人民，为要饭吃，为求活命，饥饿的人民被迫起来“抢米”，于是在1946年6、7月间，就已在浙江、广西、江西等省的若干县市先后发生的“抢米”风潮，很快就在各地猛烈地发展起来了。

4、“抢米”风潮

从1947年5一6月，“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绥远、江西、广东等省的四十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素以粮食富足著称的成都，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产米区的许多县市。

参加抢米的群众，杭州四万人，合肥五万人，芜湖一万人，其余城镇在数百、数千人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十七万人以上。参加“抢米”的群众，除去壮年男女外，还有许多老人和儿童。他们抢粮仓、军粮车船和公私米店。

一些地方，如芜湖和陕北的府谷等地，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抢米”队伍。

“抢米”风潮在1947年春末夏初形成高潮。1947年5月2日，杭州四万群众“抢米”，捣毁米店和派出所，成为全国“抢米”风潮中的突出事例。

1947年4月，杭州米价涨至每担10.7万元，比1945年9月上涨了63倍，到5月2日又猛涨到每石16万元。粮价越涨，粮源越紧，粮食的投机活动也就越猖獗，这使杭州的粮店经常出现无米可售的局面。一般贫苦居民，特别是一些无隔夜之粮的贫民面临着随时断炊挨饿的严重威胁。

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和投机粮商的日益增长的愤怒，终于在5月2日爆发成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当天上午11时起，数千贫民冲入全市各处米店，捣毁米店三百多家，抢走大米两千多袋。

在纷乱中，抢米群众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捣毁警察分局二处，愤怒的群众还打了警察局长和粮食官员，群众也有多人被捕。杭州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到浙江省的其他地区。从5月3日到7日，嘉兴、瑞安、绍兴、富阳、永康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抢米和捣毁米店的风潮。浙江的“抢米”风潮震惊了刚刚“改组”之后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虽然就粮食问题想了一些诸如“各省粮食得以自由运行”，“遵照平价办法自动议价”等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抢米风潮以更猛的势头继续发展。

5月4日、5日两天，无锡数以千计的群众抢了全市几乎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一千余袋，打伤米店店员二十余人。群众还攻击了面粉厂和米厂的仓库；成都的饥民于5月5日抢了全市三百多家米店，饥民们还在抢米之外，冲入饭馆和富户家中白吃白喝。由罗江运往成都的米船在广汉被饥民抢光。

5月初，上海发生了一千余人抢米店的事件，仅7日一天上海就有至少五家米店被饥饿的群众所抢，河南路万太米店被捣毁。9日，上海又发生12起以上群众抢米事件，一千袋以上大米被抢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不太平，同样发生了百余饥民捣毁四家米店的事件。另外，两千多铁路、码头职工捣毁了南京对岸浦口镇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三百多袋。

自5月以来，安徽合肥每日都有饥民抢米。17日，合肥有四千余担大米由国民党当局武装押运出境，附近居民闻讯，顷刻间集合五万余人到码头抢米，押船的士兵向饥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重伤六人，被捕五人。

在此期间，芜湖饥民万余人组成抢米队，到处抢米；安庆饥民不但抢米，而且将当地银行行长及商会理事的私宅尽行捣毁；六合县饥民鸣锣聚众，将米店洗劫一空；青岛饥民则到处“抢饭”，还组织讨饭募捐队；北平饥民除抢粮外，还在东四牌楼闹市区抢烧饼；在陕北神木县，群众因抗议国民党榆林公署增收军粮引起粮价暴涨，于5月27日集合百余人在大街上抢粮、抢烧饼。

6月4日，该县信义乡居民七百余人聚众人城，包围神木县政府，要求免除粮款，延续三日未散。

到6、7月份，抢米风潮继续蔓延，其中以安徽最烈。皖南绩溪、歙县、旌德、宁国、泾县、芜湖、广德等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抢米群众达万余人，国民政府用来打内战的万余担军粮都被抢光。

国民政府用枪杀、殴打、逮捕等暴力手段镇压抢米的群众，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惨案。在浦口抢米风潮中，国民党警宪出动镇压，逮捕了九名群众，并宣布戒严；成都国民党当局通令对抢米的饥民“准由军警格杀勿论”，仅成都一地被随意枪杀的饥民就在十人以上。

国民政府的镇压行动，激起了广大贫苦饥民更大的憎恨和愤怒，使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由骚动激化为暴动，变成对国民政府的直接斗争。成都的抢米饥民，曾经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另一部分饥民还冲击了四川省政府；无锡的抢米饥民不仅包围了市政府而且还捣毁了市政府，并将市政府的牌子抬上街游行；湖南沅江的饥民活捉了县长，还砸毁了县政府。

抢米群众的斗争，迫使国统区的许多城镇不得不宣布戒严。因此，抢米风潮，也就进一步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抢米风潮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相配合，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抢米”风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47年5月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经济危机深刻化》一文指出：

1947年5月由杭州饥民捣毁米店开始的抢米风潮，是蒋介石政府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表现，表明蒋介石反动集团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蒋介石的三种危机，即：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互相激荡，互相助长，犹如火山的喷发。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坐在这座喷发的火山口上。”

5、学生、教师的生存现状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教育危机也日益严重。因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支出，本来就为数甚少的教育经费又被大量移作内战费用。1947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3%，许多学校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1947年春，北京大学每月经费三千四百多万元，不够偿付所欠八亿元外债的每月五千多万元的利息，校方负责人感叹“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学校无法办理。”上海交通大学“薪水发不出，甚至连买粉笔、买试卷的钱都没有”。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

学校教职工领取的按照生活指数计算的薪金，本已应付不了飞涨的物价，有时还被当局和学校拖欠不发。一些教师即使四出兼课，也难以温饱。国立大学的公费生，一天的伙食费750元，只能买两根半油条。当时的舆论公开说，政府“除以军事为主外似对其他建设较淡泊，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

大学生说得更坦率，饿肚子的根本原因是“物价高涨，由于经济崩溃，内战不停则生活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饥饿困扰着大学生，内战的恶果更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加上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广大师生不但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他们已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只有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从4月下旬开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就为增拨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待遇而进行斗争。5月4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15%，教员薪金按物价指数支付等五项要求。

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物价飞涨，伙食难办的布告，学生纷纷议论，群情大哗。该校中共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因而决定领导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

大学生要求增加伙食费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一个小时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达一千五百多人。12日晚，中央大学学生会议决：为增加公费、支援教授会的斗争而罢课，要求学生伙食费按物价上涨倍数增加，即由每人每月2.4万元增加到10万元。之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曾派代表先后3次到国民党教育部，要求调整伙食费，均无结果。

15日，中央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国立剧专等校三千多学生，唱着《你这个坏东西》、《苦命学生》等反饥饿歌曲，到国民党行政院教育部请愿，要求按物价指数提高公费生的伙食费。他们在行政院的金字匾上，贴了“民瘦炮肥”四个大字，还在行政院大楼门前写上“朱门酒肉奥，路有冻死骨”的标语。

但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学生的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这种行动是违法的”。这种答复更激起学生的不满。南京学生连日游行请愿，并号召全国各界响应，采取一致行动。

6、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南京学生的请愿运动立即得到北平学生的响应。5月16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宣布，17日为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天，从而拉开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序幕。

5月18日，就在蒋介石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当天，清华、北大、北洋(北平分部)三校学生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赴市内主要街道向市民宣传。下午5点后，在西单活动的宜传队突然受到许多青年士兵的围攻。他们先指责学生是共产党，继之动手，使学生多人被殴打致伤。

据当时的学生报刊记载，“围攻北大宣传队同学新闻系二〇八师青年军，人数达三四百之众”，“显系有计划之血案行动”，国民党的“五一八”暴行，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当晚，北平各校及天津、唐山等地共13所学校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议各校一致罢课；并决定在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

19日，上海14所大专院校七千多名学生，在欢送沪杭区学生代表组成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团”进京请愿之后，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大队冲破了国民党警、宪马队的几次拦阻，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胜利举行了这次大游行。

20日，华北、京沪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等地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汇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新高潮。

在北平，七千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从北京大学出发，举行游行示威。大队一路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教育经费!”等口号，还唱着《不要打、不能打、不准打》、《你这个坏东西》等“反饥饿、反内战”歌曲。

经过5个多小时游行，又齐集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一致行动；并决定把北大红楼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在南京，20日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多人，于南京中央大学集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联合大游行”。

队伍突破宪警军特的包围，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向国民参政会和国民政府方向前进。国民党军警在学生必经的道路上严密布防准备严厉对付学生，当队伍行至珠江路口时，宪警立即用水龙冲射学生，并且挥舞棍棒、皮鞭，横扫竖劈，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骨折筋伤。

学生当场被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八人，并有几十人被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二〇”血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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