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欠一九九二年一句“对不起”)

老球迷们一定会深深地怀念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怀念那时只有四十八岁的徐根宝,怀念他麾下那一串串流光溢彩的名字。

一九九二年的徐根宝所发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豪言壮语,在之后很多年里一次次被各级国家队教练所沿用,也让中国球迷历经一次次失败,最终从热血沸腾到渐渐麻木,从愤怒地斥责到无奈的苦笑。

而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欠一九九二年一句“对不起”)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九二年的这支国奥队,可以称得上是整个中国足球最具特色,最具个性魅力的队伍。这样的评价不只因为这支球队强大的实力,更来自于他们多样的技术特色和丰富的人格魅力。

九二年范志毅只有二十二岁,他火爆的脾气,天生的领袖气质已注定他将在未来的十年里成为中国足球的旗帜性人物。

身材矮小却技术精湛的彭伟国,永远留着一头刺眼的金发,带着懒洋洋的笑容的胡志军,身为左边后卫却后来成为中国国家队主力前锋的黎兵。

还有当时常常被抛弃在大名单外,成为看台常客的替补宿茂臻、高峰、马明宇等人。

金牌球市

他们以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荣誉的热爱,在中国足球的舞台上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灿烂纷呈的对决。也正是在这些火星撞地球的对决里,中国联赛迎来了最为精彩火爆的局面。

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则是永远让人神往的。

中国联赛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全国性浪潮,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开创的。而中国职业联赛,也一度被看成中国职业体育改革的典范。

相信一九九五年的体育场里观看联赛的球迷,绝对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足球陷入了一个如此萎靡惨淡的局面。

而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欠一九九二年一句“对不起”)

平心而论,九二年之后任何一代中国国家队的实力,都无法超过当时中国国奥队在亚洲的位置。虽然那一年他们在黑色三分钟里惜败韩国,无缘巴塞罗那。

但他们精彩的表现却让经历了太多失败打击的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崛起的希望。在当时的奥运会预选赛里,他们成功地淘汰了当时亚洲最强的朝鲜队。

在激烈的六强决战中,他们一球惜败给当时的亚洲冠军卡塔尔,之后就是让人们没齿 难忘的黑色九分钟。在打平就可以出线的大好形势下,年轻的范志毅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他的低级失误送给了对手一个锁定胜局的点球。

具有巧合意义的是,当时的那代韩国国奥队里的许多人,在之后的十年里,与国足一次又一次在国际大赛里相遇。

也许是因为那场失利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阴影,中国足球逐渐形成了 “恐韩症”。事实上中国足球从来没有恐韩症,连战连败并非心理的因素,而是由于两国足球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

歧路亡羊

一九八六年以前,国足在与韩国队的比赛里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胜率,但是随着韩国政府痛下决心举办职业联赛,两国的足球水平就在不断地拉大。

那届奥运会预选赛上,国足还战胜了由三溥知良领军的日本国奥,从巴西整队留学归来的失败,使日本足协清醒地看到了全方位差距,从此他们放弃了豪国家队的出线政策,转而将工作放在建设本国联赛和大力培养基层后备力量上。

日本足协为了打造出三浦知良这位偶像级的巨星,在职业联赛初创的一年里几乎花费了一亿美元的广告费。韩国联赛的金铸城等明星球员的迅速窜红,也同样离不开大宇现代等企业的重金打造。

与他们相比,中国足球是幸运的,历史赐予了我们九二年这批独具特色的球员。他们未经刻意的商业打造,就迅速成为各个俱乐部的旗帜性人物。

而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欠一九九二年一句“对不起”)

黎兵的成功使他贫苦的贵州家乡也汹涌起了足球热潮,还有作为四川足球代表的魏群、马明宇,开创广东足球黄金时代的彭伟国和胡志军。

虽然今天他们所在的俱乐部虽然都在走向衰落和毁灭,但是那里的球迷们依然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

最让人可敬的是已经撤编的八一队,他们在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史上扮演了播种机的作用。无论是云南红塔曾经的辉煌,还是陕西国力的昙花一现,都是建立在他们打下的巨大的足球人气基础上的。

这样一代魅力球员仿佛天生就是为中国职业联赛而生的,他们的诞生是中国足球的幸运,而今天中国足球惨淡的现实,却是他们深深的悲哀。

他们应该感谢职业联赛,是职业联赛的举办使计划经济体制培养起来的他们有更加广阔的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使他们不必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靠微薄的工资过活。

更为幸运的是,他们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他们先辈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以权谋私

然而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代优秀的球员,为什么我们曾经有这样火爆的联赛,我们的足球今天依然在原地踏步,曾经勾画出宏伟蓝图的中超也渐渐走向梦幻的破灭。

中国足球最大的矛盾,是落后的足球管理体制,官本位的足球管理思想与日益走向市场化职业化的中国联赛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需要中国足球管理者们真正具有商业足球的思维,真正放弃官本位的管理思想,在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下拿出大无畏的魄力和勇气。

然而这样的幻想对于目前的中国足球而言,实在是如水中花一般可望不可及的,因为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口号,振兴中国足球的理想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筹码。

而是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欠一九九二年一句“对不起”)

从这层意义上说,九二代扮演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悲剧性人物,无论是远走英伦的范志毅,还是黯然漂泊云南的魏群,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国职业联赛共有的悲剧。

他们的付出与努力,他们对于理想执着的追求,非但没有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联赛,反而让他们自己见证了联赛由辉煌到没落的无情过程。

还有魏群,马明宇、彭伟国、胡志军,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钟爱的球队走向经济的破产和球市的萧条。纵然洒尽满腔热血,也终是螳臂当车,难挽大厦将倾。

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为中国足球贡献了全部的青春和激情,但身为上层的足球管理者们却在一次又一次地为了个人的利益绩牺牲联赛,打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一遍一遍重复着杀鸡取卵,挖肉补疮的悲剧。

中国足球

一九九五年,因为对黑哨的愤怒,高仲勋发出了悲怆的怒吼:“中国足球没戏了”。现在想来,他的警言依然振聋发陵。

对于九二代来说,零一年的出线只是一个迟到的成功。那一次的辉煌属于米卢,属于所有的国家队成员,属于所有的中国俱乐部,唯独不属于中国足协。

从黑色九分钟到五里河狂欢,肩负冲出亚洲梦想的人们整整奋斗了九年,在几番轮回之后终于完成了沉重的理想。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九九七年我们止步十强赛,那并不是戚务生和球员的错误,而是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犯罪。

中国足球还会好吗,在今天我们还在问这样的话。关于九二年的故事,也从来不是写的这些,那些年有人会提及米卢,还有人会说施拉普纳,但其实最应该被中国球迷记起的,是那个当年四十八岁的徐根宝。